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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复兴与大国的宿命 2013年04月01日光明日报原标题：文明的复兴与大国的宿命 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导致中西文明之间不平衡的地缘政治互动。但仅仅100多年，世界力量的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图为表现鸦片战争的画。 决定文明间力量对比的更根本、更持久的因素，是各文明基于地缘自然条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而非某种制度和技术所暂时带来的手段上的优势。 进入21世纪，中国文明的复兴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成为世界媒体上镜率最高的新闻话题。但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已持续了很久的过程，而不是近年来才有的新情况。正如西方的崛起并非从鸦片战争时才开始，而在16世纪便已肇端那样，中国的复兴也早在一百年前便开始了。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的国运下降到最低点，但不久之后便发生了辛亥革命，建立了第一共和国，此后二十年内大部分治外法权被废除，此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外国租界被收回，“丧权辱国”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工业现代化也初步实现。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期间中国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以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五百年来西方主导的力量格局开始发生根本动摇。 如果说在1840年之前，地缘政治在东亚是自成一体的，那么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把这一格局彻底打乱了。自此，先前一直以较慢速度向前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一下子进入一个加速推进的新阶段。之前，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互动主要是在东亚内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以及在中华世界与日本、伊斯兰世界之间进行，也在西亚地中海世界各文明如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之间，在波斯、希腊与印度之间，以及在欧洲与中东、南北美洲、非洲、印度和俄罗斯（欧亚文明）之间进行。然而只是在1840年以后，地缘政治格局里的中西文明才真正被紧锁在一起，或者说，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才真正开始了密切的地缘政治互动，尽管早在明末清初，欧洲与中国之间便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耶稣会士便把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和治国理念传播到西方。 然而，1840年以后中西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互动，由于极严重的力量失衡，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极不公平、极不对等的游戏。为何巨大的文明规模竟不能换来起码的尊严？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19世纪下半叶中国恰处于改朝换代的周期性混乱和衰弱状态，但更根本的原因却是，在列强纷纷现代化的情况下，历史上的成功和长期的大国格局使整个文明惰性十足，缺乏活力，不仅民生凋敝、内乱不断，而且整个民族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恰成对照的是，欧洲和日本列强却因现代化，国力得到急剧提升，更因先进的武器和高效的军队而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与这些如狼似虎的新型国家打交道，实在是以农业对抗工业，以前现代的方法玩一场现代的游戏，结局可想而知。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走上现代化的自强道路，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求得生存。经过几十年彷徨、挣扎和奋斗，终于否极泰来。 从辛亥革命起，中国便开始了文明复兴的漫长过程。即便在内战频仍的上世纪20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便已经被废除，至1933年，我国关税自主已完全实现，外国租界从三十三个减至三个。至1949年，因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无暇顾及余下的不平等条约，但共产党统一中国后，所有外国租界均被收回，治外法权亦自动废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参与美中英三国开罗会议，讨论结束战争和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事宜，从而跻身美苏中英“四强”；1945年联合国筹备和成立，中美苏英一道成为主要发起国，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可见，因了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内战虽然导致国力虚弱，可一旦重获实质性的政治统一，且仅因重获这种统一，就能一定程度恢复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至少在政治象征层面如此。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摆脱了被列强欺凌宰割的命运。之后虽有波折，我国工业化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十几年来综合国力急剧上升，不仅完全解决了国家主权不受侵害的问题，在经济、政治、技术乃至文化方面也开始对世界产生强烈冲击，中西力量对比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国际学界和主流媒体密切关注中国的复兴，甚至以“领导者国家”、“天生的伟大国家”一类说法来描述中国。 为什么世界力量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百多年来西方一直在走下坡路。西方即便率先开始了现代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或“世界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在此体系里中国一直是主角。据相关统计，西方政治控制下的领土所占世界比例在20世纪初达到峰值，即38.7%，之后逐渐下降，到20世纪末只剩下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所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