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莫言对司马迁的承续与对话”.docVIP

也谈“莫言对司马迁的承续与对话” 　　张志忠教授是最早关注莫言文学创作的学者之一。早在莫言发表“红高粱”系列小说不久，他就出版了同步追踪研究莫言的专著《莫言论》。2014年，张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莫言对司马迁的承续与对话》（以下简称《承续与对话》）。作为论述切入点的“历史感”，由《莫言论》中“他是以农民的利益得失评价历史，解释历史的[1]”到论述“莫言对司马迁的承续与对话”。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论题。它穿越了千年时空，让两个在人生道路上都遭遇过挫折，且在写作道路上执着追求的人一起对话。读完全文以后，我受到启发，觉得可以对文中的相关材料做些补充，并提出自己对本论题的一点粗浅的理解。 中国论文网 /7/view-7134578.htm 　　一 　　《承续与对话》一文开始就鲜明提出“仅仅盯住蒲松龄，还不足以论莫言的文化传承；其中非常重要的，至少可以和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还有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毫无疑问，莫言的文学创作与蒲松龄密切相关。甚至，他们的一些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演讲《讲故事的人》里，莫言也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他还写过《学习蒲松龄》一文，是大家都熟悉的。因而，文中提出在莫言的文化传承中，司马迁能与蒲松龄“并置齐观而具有同等重要性”，这无疑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在《承续与对话》中，第一个论题是“文学使命的自觉与精神自况的折射”。文中引用了莫言新浪博客里的文章《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其中有司马迁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另一个论据是莫言看到了阿兰”熟悉和频繁引用”。确实如此，在生活中能够顺手拈来的人物一定是自己非常熟悉或有过共鸣的，甚至是对自己有着潜在影响的。那么，莫言与司马迁之间是如何发生联系的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有一点补充。这是一封管谟贤写给莫言的信（1982年），从中可以推测莫言阅读《史记》应该是有意识的行为。信中这样说：“但我觉得，你应该在文史方面狠狠地下点功夫补补课，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明清小说，要通览一遍；《左传》《史记》等史书也要读几部。尤其是《史记》，郭沫若（应该是鲁迅，笔者注）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读过你就知其中之妙。[2]”对于自己一向敬重的大哥的特别推荐，相信莫言也会予以特别关注。莫言与司马迁相遇，在“文学使命的自觉”上应该有所共鸣，但影响两人“文学使命的自觉”的因素却大不相同。与司马迁的家庭环境和成长教育不同，莫言出生于乡村，成长于“特殊年代”，自小家境贫寒，缺少文化传承教育。独特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逃离“庄户地”的不懈努力是莫言选择写作的重要原因。其“文学使命的自觉”也是建立在这种人生体验基础之上的。在《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中，莫言说：“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3]”“这样的小说”体现了作品的个性化，即“是建立在作家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基础之上[4]”的。而文学个性化的可能性则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局面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家挖空心思，转弯抹角地想突破禁区。莫言说：“我是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所有的禁区几乎都突破了。[5]”与此同时，西方的许多文学作家被介绍了进来，成为大家争相阅读和模仿的对象。莫言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是“并不刻意地去模仿外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他们讲述的故事，而是深入地去研究他们作品的内涵，去理解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6]”。我想莫言读《史记》也可做如是观。因而，影响莫言创作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他的个人成长体验和时代氛围是形成其小说观念的核心部分。而司马迁的生活境遇和历史书写给予莫言的感悟更像个人体验的超时空感应。 　　二 　　《承续与对话》的第二个论题是“叛逆性、好奇和童心盎然”。论题的展开是从莫言的两篇课程作业《楚霸王与战争》和《搜尽奇峰打草稿》开始的。司马迁的“叛逆性”表现为越出正史写作的模式书写《史记》。正如《承续与对话》中的观点：“莫言强调司马迁的叛逆性，何尝不是在夫子自道，表露出他的文学创作的大逆不道的反叛，对思想束缚和文学成规的叛逆？”这句话概括出莫言与司马迁创作心理上的某些相似性。《承续与对话》中还引了莫言的观点：“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挨了那不该挨的裆下一刀，忍受着如此的奇耻大辱写汉家的历史，怎么客观得了。”在这里，莫言说得直白，指出了司马迁负气著史的心理状态。由此，这种“叛逆性”的意味也变得复杂起来。司马迁所具有的“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也就值得怀疑。如果这种“叛逆性”是促成司马迁“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关键因素，那么，“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也就更多具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