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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狂人王贻芳 　　一个喜欢挑战的学术狂人 中国论文网 /5/view-7199683.htm 　　因为对物理兴趣浓厚，上大学时王贻芳报了南京大学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别说在那个年代，就是现在，这也属于冷门专业，但王贻芳甘之若饴，科科优秀。毕业那一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高能物理在中国属于冷门中的冷门，即使有机会出国深造，未来能在这个领域深入者也凤毛麟角，而彼时已有许多优厚的工作机会静候王贻芳，但他却果断地悉数放弃：”我喜欢，我就要去尝试，哪怕失败也在所不惜。”最终，成绩优异的王贻芳顺利拜师丁肇中门下。 　　王贻芳在导师丁肇中的指导下度过了从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十一年。十一年里，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瑞士日内瓦，从单纯的中国留学生变身为全球杰出青年学者，在欧洲核子中心L3实验组，王贻芳创造了多项纪录：一年时间内发表了三篇论文;以“唯一的一名学生”身份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被实验组内部认为是不可能的情况下，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但十一年后，王贻芳却选择了离开，转投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尚在设计阶段只有二十人的小项目组。欧洲核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其进行的L3实验，拥有十四个国家、三十多所科研机构的四百多名科学家，很多人都是知名科学家。弃大而投小，风险自不用言，连导师丁肇中也让他再慎重考虑考虑。但王贻芳很坚决：“在一个大型项目里，年轻人起到的作用和影响都是有限的。而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小项目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一个理想的平台，可以参与更多，以弥补我在高能物理实验中其他领域的欠缺。” 　　就这样，王贻芳辞别导师丁肇中，来到斯坦福大学，并成为项目里的核心技术人员。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家庭也很美满，女儿与儿子相继出生，他们还在硅谷买了一栋很大的房子。在外人看来，王贻芳过上了很幸福安定的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安定的生活王贻芳只过了六年。随后，中科院高能所向王贻芳抛出了橄榄枝，邀请其回国发展。王贻芳没做太多犹豫就点头同意。很多朋友得知后，都劝他慎重考虑：“像你这样不会搞关系的人，出国多年，在国内也没有根基，回国是混不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全家回国，两个孩子上学的事，中科院也无法给予保证。 　　但王贻芳还是选择了回国。“在美国，像我这样的研究人员，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还是想做一点事情，而国内有这个机会。”在不遗余力地与妻子做说服工作整整一年后，王贻芳终获“许可”，携妻带子回国，开始着力推动和组织国内的空白研究“中微子研究项目”。 　　一个钟情固执的工作超人 　　回国后，因为条件不允许，“中微子研究项目”暂时无法实施，王贻芳只好曲线救国，先行负责北京谱仪实验室，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王贻芳最大的成就不是将该项目做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而是培养了大量高能物理人才――在组建国际合作组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王贻芳有意把一些任务交给国内高校承担。此举一出，立刻引来了诸多非议，因为所有任务靠中科院高能所的研究人员就能完成，自己可以做的项目却让给“外人”瓜分，这不是置部门利益于不顾么？但王贻芳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己见：“中国的高能物理要进步，就不能仅仅在高能所内发展。可近几十年来，国内许多高校的物理系严重萎缩，甚至慢慢变成了材料系，作为国家队，我们有义务敞开大门让有志人才走进来。”于是，先后有24所国内高校参与到项目中，为整个中国高能物理界培养和凝聚了一大批人才，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学术潜力。 　　真正让王贻芳在业界名声大噪的，还是大亚湾中微子探测项目。国际上先后有七个国家提出了测量中微子的实验方案，王贻芳抓住这一机遇，原创性地提出在大亚湾附近的山体内建造中微子探测器的方案。为了便于项目顺利推进，王贻芳在进行立项申请时就将之定为“国际合作”，这个名头为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也让王贻芳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最大的难题是实验主导权的问题――如果采用美国团队的方案，国际合作是来了，可中方的实验主导权便归零;倘若坚持中方的方案，美国人则可能另寻伙伴。 　　当项目组的其他人员还在纠结时，王贻芳直接掷地有声地摆明立场：“他们的方案存在问题，我不能答应！国家花这么多钱，却把方案让给美国，让他们得到成果，不可能！我不希望仅仅是为别人提供条件，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实验！” 　　王贻芳的坚持让他经受了两年多的煎熬，中美两方再度就项目方案问题进行谈判。五个小时的拉锯战，单刀赴会的王贻芳舌战数十位极具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丝毫不予让步。谈判最终不欢而散，双方连手都没握就各自离去，精心准备的晚宴也随即取消。 　　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王贻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一批批国内和美国华裔科学家拉了进来，集体智慧博弈的结果是，美国团队最终选择了妥协。项目正式启动的那一刻，王贻芳很骄傲地说：“他们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