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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这个苦活 　　问：有一段时间了，凄寂的诗坛常有阵阵热闹，不时听到互捧或盛赞，什么石破天惊，横空出世，巨星降临云云。但这些却往往只是让人陷于期待而已。我想，还是回过头来，好好打量那些深藏潜泳的诗人吧！ 中国论文网 /5/view-7090658.htm 　　言归正传，请问你是怎样走上写诗这条路的？ 　　答：我七八岁的时候，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人们的精神欲求受到全面抑制（或曰控制），老百姓能接触到的除了极少数人的著作和诗，基本就是样板戏，人类文明的河流流经吾土时几近干涸。我生长的地方距省城有20来公里，但中间隔着黄河。处在黄河之阳的那座小乡村，拥抱小乡村的大平原，虫蛹一样蠕动在田舍间的父老乡亲，和诗的距离真是很远。好在命运多舛的父亲遗传的那种总与现实游离的天性，以及他看过之后又给我看的一些撕去封皮的书籍，滋养了我对文学朦朦胧胧的喜好，使一些未必多么宝贵的潜质终未泯灭。 　　问：那都是些什么书啊？ 　　答：后来我知道，那些书原来是有名字的，像《战斗的青春》《红旗谱》《晋阳秋》《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等。没有一本是诗集。按说都是些非常纯正的革命书籍，却大多是当年的禁书。在乡村流传时人们特意抹去了书名和作者。这些禁果调动和培养了一个处身闭塞的乡下孩子的阅读欲望和阅读能力。这对我后来写诗很重要。除了父亲的影响就是母亲。我极度内向的母亲和父亲的个性相反，她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未发过脾气。我记得她生气时常说的一句话“让人心里像刮风似的”。即使这样的极富情绪的话，她也说得音量极小，语调很淡。她的坚忍，她在贫穷困顿中尽可能少有动静――那种保持寂静的能力，是我后来的诗歌写作具备耐性和耐力的根源。 　　让我爱上文学的还有两位语文老师，一是初中时的段连城老师，一是高中时的朱义山老师，他们为我打开了?t望文学天地的窗子，那是我作为一个诗人的发蒙时期。我最初写得极其幼稚的东西是非韵文。真正狂热地爱上诗歌是在德州师专读书期间。中文系老师们的教诲对我影响非常大。像朱竹、李有仁、吴三元、曹鼎、杨炳辉、曹艳杰等，他们的名字至今还在我心中暖意融融。他们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感受力的培养，为我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二是价值取向的初步确立，使我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面对掌声还是误读，甚或忍受被蔑视的孤寂，都能始终有所抱持;三是思维能力的开发，这一点，除了让我在取材和切入角度上多了一些自觉，尽可能远离那些不时走红的惯性和套路，它还促使并支持我时刻注意对具体诗作的结构及内生秩序的着力营造，少写，尽量不写那种仅凭一时灵感，浅尝辄止或“深入浅出”一蹴而就的东西。 　　在这些方面，朱竹老师对我影响尤甚。 　　朱老师是穆旦的学生。他教我们外国文学。开学不久的那堂课我至今记得：教室门一开，进来一个不起眼的老头。那时他50来岁，但在我们眼里已近乎老人。他很瘦，身子不挺拔，主要不是背驼，而是前倾的脑袋给人随时都会仆地的感觉。头发稀少，脸色也不好，是那种没有光泽的黄。这个老师一进来，同学们都有点失望，外国文学怎么由这么一个老人来讲。 　　教案往桌上一放，朱老师开口讲课。他拿着粉笔边讲边写，外国文学的脉络一上午时间概述得清清楚楚，一部部作品如数家珍，一个个作家活灵活现，作品和作家都有血有肉。一堂课下来，把我们迷倒了。他讲课前放在桌上的教案再也没有看过。 　　不久后就知道，朱老师本身就是诗人。在那个时代，他的诗给我的冲击比当时风行的有些诗人的作品还有力。他写泰山上的无字碑，说武则天为什么要立一块让人莫名其妙的碑，是因为“天机一旦道破，就不能汲尽崇拜的鲜血”。那种妙在肌理之内的反讽，冷峻得彻骨。他写身陷牢狱的遇罗克，听到整个世界都回荡着一种威权的声音“要飞翔吗？铁窗下可以自由地想”。他的诗，还有他随随便便给我说过的好多话，一步步告诉我，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诗：不是那些仅仅押韵、顺口、只凭想象铺陈的文字，而是源于日常感受却不囿于日常秩序的平面化和易逝性，在纵深和宽度上独特而又有具象构造的人生体验，并把这体验非常巧妙地呈现出来，那才叫诗。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戏剧性因素和客观对应物等。 　　问：现在我明白，朱竹先生对你的创作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是否成为后来你诗歌创作的重要养分？ 　　答：这使我一开始诗歌创作，便少走了一些假抒情真虚妄的路子，而能留意于发掘更接近人性本身的、饱含戏剧性又拒斥戏剧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才有――越来越有吸引力。这使我注重选取易被忽略的角度，比如后来的《钻工和鸟》：鸟落在钻工的肩上/跳到疲惫的手上/它把钻工当成了井架的一部分/它把井架当成了一棵落叶的树。 　　这里既是想体现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更是要体现钻工的疲惫和内心的孤寂与空旷，鸟把他当做井架的一部分，表面看来是想写得巧妙和美，但语言后面带有酸涩和苦味。在这里，“能指”和“所指”与其他非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