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护.docVIP

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摘 要】随着“唐慧案”、“温岭虐童案”、“海南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等一些案件的曝光，未成年被害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刑事诉讼法》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的同时，有必要给予未成年被害人更多的关注。文章分别从现行立法规定和立案、侦查和审判三个阶段的司法运行中存在的对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之不足及其完善展开讨论，希冀有助于立法修改和司法更好地运行。 中国论文网 /4/view-7088288.htm 　　【关键词】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国家补偿制度 　　2102年《刑事诉讼法》以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给予了明确的保障，如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与之相对的是，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无论是立法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缺乏足够的重视。未成年人被害及其预防在学术研究中也鲜有涉及。由于年龄尚浅，未成年被害人应对侵犯、伤害的能力有限，也缺乏辨别、判断所处危险的经验，极易受到犯罪侵害。那么立法是否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确立了“明规则”？而司法实践中又存在着哪些不利于未成年被害人权利行使的“潜规则”？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体系日趋完善的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加强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一、我国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之不足 　　（一）立法规定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之不足 　　首先，公诉和自诉案件的区分弱化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有学者认为“刑事自诉将一定的刑事追诉权赋予被害人，增加公诉案件的救济渠道，加强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从而体现诉讼的民主性”。然而，这种观点在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当中很难成立。在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刑事案件中，自诉制度非常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第一，由于被害人的年龄幼小，自诉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般只能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这就使这类案件中不仅侦查、公诉机关无法积极主动地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而且受害的未成年人也很难依照自己的意愿寻求直接的法律救济，只能寄希望于其法定代理人的决定。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坚持自诉，不仅要满足“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的证据”的法定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漫长的刑事自诉程序，换来的还很可能是“空判”、“法律白条”。如果选择“私了”，则不仅可以保护被害人的隐私，还可以获得更多的赔偿。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会作何选择也就不言而喻了。不仅如此，这种立法上的区分可能使未成年被害人陷于更危险的境地。以“告诉才处理”案件中的虐待罪为例，虐待罪的犯罪主体是与被虐待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这就很可能出现加害人即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亲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家属来保护其权利是极不现实的。 　　其次，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立法未予关注。2012年《刑事诉讼法》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应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犯罪案件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均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然而，一方面，我国法律援助的范围与其他国家相比仍要小很多。例如，美国宪法规定如果被告人无权自行聘请辩护律师并且不放弃获得辩护律师的权利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应当为被告人免费提供辩护律师。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刑事诉讼法》作了明文规定，而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则与成年被害人的规定无异，主要是因“经济困难”而申请。这种立法上的厚此薄彼并未真实反映出司法实践中二者的境遇。事实上，如果在自诉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可能更需要律师的法律帮助。另一方面，即使在公诉案件当中，由于检察机关关注的重点在于惩罚犯罪，特别是关注定罪问题。而未成年被害人不仅关注被告人的定罪问题，而且关注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以及民事赔偿等其他问题。可见，现行制度未能充分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特点，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确有必要。 　　最后，未成年被害人的损害赔偿缺乏立法保障。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显然并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这样的规定不仅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理，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大大降低，而且造成了我国刑事立法与民事立法的冲突。在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更为持久也更为严重。未成年被害人不得不通过后续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对未成年被害人显然更为不利。因此，允许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是法治原则的要求和法律人性化的体现。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客观的不能履行赔偿义务（如因被告人家庭贫困）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