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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认定和惩治犯罪，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重要途径。由于刑法规定必然存在不完备处，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司法适用存在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但是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于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应探索合理界限，防止借贯彻刑事政策之名滥用刑罚权。 中国论文网 /7/view-7175448.htm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刑法 　　在刑事领域刑事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刑事政策如何介入、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刑法的司法实践（以下简称刑法司法）仍需详细探讨，这一问题也关系到实现和保障刑事领域的法治。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法治的重要保障，现从该原则出发，探讨下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 　　一、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1]可以看出，该原则发挥作用基本立足点是形式方面的要求，即司法人员严格根据刑法规定定罪量刑，理论上最理想的状态是立法已事先对各种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作了完善的规定，司法人员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适用即可，无需自由裁量，如此，可以杜绝国家意志随意侵入定罪量刑过程，实现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在这种最理想状态下，刑法在司法适用中基本没有直接受刑事政策影响的可能，刑事政策只有上升为立法，才能作用于司法实践，正是基于此，德国学者李斯特提出“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论断。 　　但是，刑法本身具有法律规范固有的不足，如法律语言本身比较抽象，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和困惑；法律条文不可能穷尽现实社会中所有情况，不可避免存在弹性条款甚至立法疏漏；法律规定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这些因素导致刑法不可能严丝合缝地适用于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存在不明确地带，为司法人员发挥能动性留下空间，也为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司法实践提供可能，这具有一定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没有任何限制或约束。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宏观性的特点，与刑法本身较为固定、具体的特点存在一定冲突，如果对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不加合理规制，则可能出现借贯彻刑事政策之名肆意出入罪、侵犯公民权益的情况。罪刑法定原则发挥功能的基本点是刑法的明确性，因此，立法上应在合理范围内将刑事政策要求明确落实于法律规定，防止司法擅断，而对于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也应探索合理界限，形成可操作性规范，使其有较明确规则可循，防止借贯彻刑事政策之名滥用刑罚权。 　　二、当前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主要途径 　　（一）关于犯罪的定义。刑法第十三条对犯罪作了实质界定，其中有“但书”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践中可以遵循刑事政策精神，将一些情节轻微行为出罪。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四款第四项规定：偶尔偷开机动车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该解释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将轻微行为出罪。 　　（二）对兜底条款的规定。“兜底条款是指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列举规定以外，采用其他……这样一种盖然性方式所作的规定，以避免列举不全。”[2]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对于一些法律条文没有明确规定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遵循刑事政策的精神可通过适用兜底条款将其入罪。 　　（三）关于免除处罚的规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责令具结悔过……”，该条为依据刑事政策精神法内除罪提供了可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如果悔罪表现好，并且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精神。 　　（四）关于在法定刑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可以按照刑事政策的精神对某些特殊情形案件适用该规定减轻处罚。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许霆案，广州市中院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本应适用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刑罚”，但是“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下判处刑罚”，因此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许霆五年有期徒刑。[3]该案如果机械套用有关盗窃罪规定处罚，将有违社会一般的公平观念，法院这一判决贯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