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术”与法“术”-儒法对处理君臣关系的不同思考.docVIP

礼“术”与法“术”:儒法对处理君臣关系的不同思考 　　【摘 要】君臣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也是政治思想家研究的主要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大思想流派均主张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应运用术。其差异在于，儒家将君臣关系定位于道义关系，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以礼为范，侧重于对君臣双方的规约，可称之为礼“术”。法家则将君臣关系视为利害关系，其用于君臣关系的术单纯从君利出发，为君主驾驭群臣出谋划策，可称为法“术”。 中国论文网 /4/view-7023638.htm 　　【关键词】荀子；韩非子；儒“术”；法“术”；君臣关系 　　春秋至战国时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成了关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关键所在，能否正确处理这一关系成为社会事务中的重要环节。同时，君臣这两个角色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先秦时代的儒法两家在面对这一复杂的关系时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术”这一思想――为君之术、为臣之术。“术”在解释和运用于君臣关系方面都发挥了独特而显著的作用。 　　前人研究荀子、韩非子的君臣思想，或从为君、为臣两者之一进行阐发，或综合论述，或从儒法斗争的角度针对韩非子对儒家的批判，或从学脉的角度探讨韩非子、荀子对诸子思想在“术”这一思想上的扬弃。其中部分著作和论文涉及君臣关系，但并不系统。另一部分著作与论文涉及“术”，但这其中论究韩非子之“术”占主要，与荀子之“术”牵连甚少。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君臣关系人手，窥荀子、韩非子“术”思想之一端――比较他们各自对于这一关系中的“术”这一思想运用的看法，希望能有助于深化对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一、道义与利害：儒法对君臣关系的不同定位 　　为了具体探究儒法两家在“术”思想上的异同之处，首先明确两者在君臣关系上的不同态度是极为必要的。君臣关系上的不同定位，直接决定了此后两者在探讨“为君之术”和“为臣之术”时，在“术”的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以及使用对象上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接下来，笔者将分别探讨荀子的“道义君臣观”和韩非子的“利害君臣观”。 　　荀子在其《荀子“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所以圣人立礼义法度，使人归于善，使天下归于治。 　　在君臣关系这一范畴中，荀子首先将“君”定义于“圣王”，原因有二：一是人性本恶，圣王能够矫人之性；二是天下至重，唯有圣王的才能品行能够治理得好。在荀子看来，君主是政治良善的源头。君主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起着示范作用――“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荀子“上能尊君，下则能爱民”。（《荀子“中君”、“暴君”做不到的――“在人与政治制度等政治实体的关系中，人是活的主动的因素”，“治国之本在人而不是在政治实体，如制度法律等”。儒家一直以来秉持的就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为国”直截了当地解释为了君主之修身，（《荀子“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在接下来的君臣关系中，臣下的所为直接取决于君主的所做――君仁才会臣义。同时，在荀子看来，“从道不从君”（《荀子的精神职责。如果说荀子笔下的“圣君”足以称得上是人间道义的楷模，在“圣君”之下，拥有一定独立人格的人臣，在荀子看来，则应是道义的践行者。“从道不从君”，有辨别地、有条件地服从君主，就成了儒家在君主与“道”发生背离时的必然选择。“儒家分道统与政统为二，而且肯定道统高于政统，因此根据道统的最高标准，臣下可以批评代表政统的帝王。” 　　显而易见，儒家的君臣关系上始终笼罩着一层道义的精神面纱。对于礼义师法的继承，延伸到荀子，使得他的君臣关系无论如何都有着这样一种更高的道义要求。儒家所真正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合于道、合于礼的秩序，而“圣君”恰好是这一最高准则的实现，理所当然，圣君之下的人臣也在秉持着礼义师法的精神要求而行动，也在遵循着道义优先性的原则。总的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荀子理想的君臣关系。 　　当然，法家韩非子也有着一套理想的君臣关系。 　　不同于荀子的道义优先性――道义之下谈君臣。韩非子则是“抛弃了君义臣忠这种对君臣的双边要求，赤裸裸的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在韩非子看来，君臣关系的出发点是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君主和人臣也不例外――利害相较，才是君臣之间的本来面目――“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韩非子“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