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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政策需转向 　　夏粮收获以来陆续出现的“卖粮难”，在秋收后越发严重，为了卖粮“走后门”、排长队、被“压级压价”，甚至不惜亏本。从种粮大户到经纪人都在为手上积压的粮食发愁。 中国论文网 /3/view-7171573.htm 　　国内粮食价格已随之走低。与夏初的高点相比，稻谷、小麦、玉米的现货价格都有明显下降，降幅从5%左右到20%不等，玉米期货价格的跌幅更是达到了30%。 　　很显然，国内的粮食供给已经远远超过了需求。 　　可是，粮食进口却在迅猛增长。前十个月，进口粮食数量同比增速逾27%，谷物、粮食粉、淀粉制品、糕点的进口金额累计增速超过30%（同期全国进口负增长15.7%）。而粮食进口增长的一大原因便是国际粮价大幅下降，目前，玉米的到岸含税价格都比国内市场平均收购价低300元/吨。 　　这样一个乱局，该怎么化解？如果采用过去的粮食政策思路，通过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来保价、收粮，却会囿于国内的高库存，而价格稳定又会释放错误的信息，误导农民来年的种植决策，还会增加进口，加剧过剩问题，且财政负担也在进一步加大。若是按照市场供需对比态势，将粮食价格调整到位，则会因为国内较高的粮食生产成本，不可避免会出现“谷贱伤农”，还会深度打击规模化经营的种粮大户的积极性，何况连锁反应难以估计，很可能会冲击已经在下行的经济。 　　一个长痛一个短痛，相形之下，为了短期内农民不会受到剧烈冲击，决策当局还是选择了托市收购政策，也就是说，维持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不变，下调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约10个百分点，多次发文、开会敦促各地全面开仓收购粮食。 　　但是，这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在粮食产量十二年连增后，以刺激生产为导向的粮食政策已经不再适合，调整势在必行。 　　粮食宏观调控亟须改革 　　“当前粮食政策开始于2004年，那时候粮食供求偏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表示，“当时推出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增加供应。” 　　1999年到2003年，国内粮食产量不断下降，2003年的年产量较1998年减少逾8000万吨，幅度超过15%，减产持续的时间甚至长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2004年推出最低收购价，增加粮食补贴后，粮食产量跳增9%。到2008年，又推出玉米临时收储机制。这些政策叠加保护耕地、取消农业税等利农惠农政策，中国粮食生产出现罕见的连续增长。 　　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虽然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2012年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后，非但没能及时做出调整，反而在粮食“库满为患”时，继续鼓励增产。 　　比如，2014年玉米收储价格维持不变，同时，收储8300万吨，“当年政策性投放市场的成交量却只有600多吨，国家仓库就此多出接近7800万吨，”原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尚强民透露，“而2015年还没有收购之前的玉米临储结余量应该是1.5亿吨，玉米年消耗2亿吨。” 　　此举不仅使得玉米的国家库存几乎翻了一番，还释放了错误的市场信息，2015年玉米种植面积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9%。这无疑加剧了2015年玉米的供求矛盾。 　　“这种托市收购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指出，“政策成本越来越高，政府、下游企业、消费者等都付出了较高的代价，社会福利损失巨大，矛盾越来越突出。” 　　程国强认为，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影响。 　　“现在最低价也好，临储价也好，一定程度上是把价格和补贴合在一起，将来把价格和补贴分开，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农民按市场价卖粮，经营主体按市场价收粮，市场才会活跃，”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11月4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如果市价过低，政府要采取适当政策，直接补贴农民，但是和价格分开走，这是基本原则。” 　　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对非主粮作物试点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这项制度主要由市场形成农产品价格，将市场价格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之间的差价作为补贴基础，当市场价低于目标价，对生产者进行直接补贴，反之则补贴低收入群体。如此，市场可以向农民传达正确的需求信息。 　　不过，“试点效果并不理想，”李国祥指出，“目标价格制对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的替代速度明显放缓。”根据11月初发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在可见的未来，三大主粮的调控机制难有大的变化，价补分离仅限于棉花和大豆。 　　粮食调控机制改革之路受阻，要改善甚至扭转目前高库存、高产出的局面，决策当局选择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减少种植面积，调整种植结构。 　　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潘文博在11月19日的媒体通气会上透露，今后的思路是巩固提升优势产区，适当调减非优势产区。农业部已经制定了“镰刀弯”地区玉米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这部分区域在中国地形版图中呈现从东北向华北―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