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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研究述评 　　摘要 文章以改革开放为界，将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分为八类。之后，文章从辞书排检体例元素数量的多寡和层次的繁简两个角度对已有研究进行分析。 中国论文网 /4/view-7185215.htm 　　关键词 汉语辞书 排检体例 部首排检法 　　一、引 言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辞书编排体例的论述，但大多散见于古代辞书的凡例、序言中，理论的论述常常被堆砌的材料所淹没。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研究，辞书排检体例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至今，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共有三次比较大的高潮，分别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及从改革开放至今。 　　“1913年我国著名学者高梦旦发表《改革部首之草案》，吹响了近代检字法研究的进军号角。”（涂建国 1990） 　　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关于检字法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出现了高梦旦的改良部首方案、林语堂的汉字索引制、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沈祖荣和胡庆生的12种笔画检字法、王云五的四角号码、黎锦熙的四系七起笔新部首法、中国字庋撷排检法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大都以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为出发点，基本上都属于形序法。第一次研究高潮已有专文论述，因此我们将研究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汉语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上。 　　“新中国成立后，文炼的《谈中国文字排检法的改革》（《大公报》1952年4月16日）吹起了检字法研究的号角，黄若舟、金鸣盛、唐豪、朱永沂、杜定友、庄为玑等，相继发表新方法参与讨论。”（林玉山 2000：63）开始了排检体例的第二次研究高潮。第三次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主要侧重对部首、笔顺的规范。随着辞书编纂与人们的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辞书的编排应该以方便读者使用为目的，其排检体例应该由“百花齐放”发展为对部首、笔顺的规范。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创制新的排检法。主要是从不同角度对汉字形体结构、笔画等要素进行拆分、归类、标号，创制新的排检法，也包括他人对某种新的排检法的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蔡勇飞的《使用“高低法”检索书名目录重号少、查速快》（《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2）、姜亮夫的《〈高低笔号学生小字典〉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2）、史有为的《汉字检索的重新审视――三级（柔性）检字法试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2）、杨琳等的《五笔号码检字法》（《图书馆学研究》，1994.4）等。 　　第二类，规范已有的排检法。主要是对排检法中的混乱情况进行规范和统一，有的还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推荐给学术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对于统一制定几种汉字查字法的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5月17日）、刘如水的《汉字查字法应该统一》（《辞书研究》，1980.1）、知辛的《部首查字法需要统一》（《辞书研究》，1982.2）、李志江的《关于汉字排检规范化的两点意见》（《语文建设》，1996.2）、陆嘉琦的《浅议汉语辞书排检法的标准化》（《辞书研究》，1998.6）等。 　　第三类，排检法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对辞书排检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探究其源流，或对具体辞书排检体例的优劣进行评价。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谢自立的《汉字查字法说略》（《语文研究》，1980.1）、孙公望的《汉字查字法的回顾》（《辞书研究》，1980.3）、曹乃木的《部首检字法的历史演进》（《语文建设》，1993.2）、刘彩霞的《中国古代字典排检法的演变》（《阴山学刊》，2002.1）等。 　　第四类，对某一部或几部辞书排检体例的研究。针对我国主要的语文辞书，选择其中的某一部或几部对其排检体例进行研究，指出其优点和不足，评价其在排检史上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程养之的《谈谈〈汉语大词典〉部首排检法》（《辞书研究》，1986.6）、张标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排检得失谈》（《语文建设》，1994.12）、夏南强的《〈汉语大字典〉部首法试评》（《辞书研究》，1995.5）、沈澍农的《〈汉语大字典〉体例的不足》（《辞书研究》，2008.4）等。 　　第五类，对某位学者辞书排检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对词典学界、图书馆界某位前辈的辞书排检思想进行研究，论述其对辞书排检的主要贡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原迅的《四角号码法与高梦旦》（《出版史料》，1986.6）、徐祖友的《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辞书研究》，1990.6）、罗友松等的《钱亚新先生对汉字排检法的贡献》（《辞书研究》，1994.2）、周启付的《林语堂对汉字索引法的贡献》（《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学刊》，1995.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