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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迎宾礼仪60年之变迁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015.htm 　　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回首迎宾往事，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196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从容自如，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从诞生到前进，再到崛起的坚实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这一时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4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教育部长巴 　　蒙方全团共7人，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却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了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4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迎接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细致周到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时期：干扰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3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的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