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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租佃制度与农业互助合作 　　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土地租让与经营的角度并不能全面认识租佃制度的内涵，租佃制度还包含着业佃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关系。以往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佃农之间的互助合作行为，而在租佃制度中以伙种、分种、换工、帮工、分租、力租、永佃、减租等形式存在的业佃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则被遮蔽于剥削关系之下。在租佃制度中，非对称性的合作与互助是业佃关系的常态，租佃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性、剥削与互助并存是租佃制度的基本特征。对构筑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来说，限制租佃关系的剥削性，倡导基于自愿、公正、互惠的农业互助合作，形成租佃与互助合作的良性互动机制，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改进租佃制度的路径。 中国论文网 /4/view-6990163.htm 　　[关键词]租佃制度；非对称性合作：业佃关系：农业互助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4-0134-07 　　租佃制度是关乎农业生产经营、土地流转、劳力与资本配置的重要方式，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租佃制度的认识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在农业经营层面上，租佃关系是一个经济学命题，涉及租佃契约订立、租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租额、租率、纳租形式、租佃行为习惯等方面。例如，制度学派认为租佃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它主要的作用是使产权与经营权（或使用权）在必要的时候分离，人为取消租佃制度的国家都不得不恢复这一制度；租佃制度“是对近世中国技术不发展和生产资本不足的适应方式，代表着对人力和土地资本更充分的利用和解放”。其二，在革命话语中，租佃关系是一个政治学命题，或日政治问题，体现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因长期存在的主佃纠纷、佃农风潮、抗租运动而显得愈发严重。“繁重的租佃是农村中吮吸农民膏血的魔鬼”，“这种苛重的田租负担（尤其是在荒年）是农民贫困的第一原因”。显然，这样的认识突出了租佃制度的剥削性而忽略了租佃制度的“互助性”。可以说，上述两个维度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都忽视或遮蔽了主佃之间的多维关系。本文认为，租佃双方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土地租让与经营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互助与合作关系。目前，学界从“租佃与互助的关系”角度对租佃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尚不多见，张玮在晋西北租佃制度的研究中述及其中存在的互助，但未展开述论。本文依据民国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社会调查资料，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佃制度中的互助合作关系，揭示民国时期租佃关系的另一面相。 　　一、租佃双方的互助合作需求 　　从原初意义上来说，租佃是关于土地出租一经营的基本方式，体现了出租人与承租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土地私有制度下，土地渐次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地主不能亲耕，乃分租于无地之贫农，或贷以资本，或假以农具，助其耕作，而取其收获物之一部，或不假以资本农具而坐收其利”，地主在坐收承租者其利的同时，也包含着“助其耕作”之意。 　　之所以存在业佃之间的类似互助需求，土地的无力耕种与不敷耕种自不待言，二者在生产资本投入及生产资料占有上也存在巨大差距。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显示，耕畜与农具匮乏是非常普遍的，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湖北省枣阳县“佃户若无相当资本，儿无种田希望”。江苏省铜山县八里屯村所有耕畜平均起来，“要三户合用一牛，两户合用一驴，九户合用一辆大车，五户合用一付犁耙”该地“通常无耕畜无农具的农民，先去帮助有耕畜有农具的农民耕种，不受工资；到人家田地耕种完毕，然后借用人家的耕畜和农具来耕种自己的田地”，此即所谓“用人力换牛力”。萧县长安村没有耕畜的农户也是“用人力去换牛力”，大概借用耕畜耕地一亩，应当替人家工作三天。湖北省黄安县“凡种田近二十亩之农家，则多两家共饲一牛。在如此匮缺农具、牲畜的状态下，如果没有劳力、资本的调剂机制，农业生产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另据薛暮桥对广西农村农业经营的调查，出租耕牛在广西非常普遍，永福县龙岩井和崇山两村12户地主，共有耕牛38头，自己只用6头，另外32头完全出租；31户贫农只有15头牛，租入耕牛27头。1934-1935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对豫鄂皖赣4省53县的租佃调查显示，4省平均约有36%的佃农无良好完备农具，34%的佃农无牲畜（表1）。 　　与土地、劳力一样，耕畜、农具、种子、肥料等农本投入是农业经营不可或缺的要素。据对河北省深泽县梨元村与南营村农业经营成本的调查，梨元村78户家庭农场每亩经营成本中工资费用约占67.7%，其他约占32.3%：南营村106户家庭农场每亩经营成本中工资费用约占73.4%，其他约占26.6%。无锡农村调查显示，在55%的其他农本中，种子、肥料约占33%.机械工、畜工约占10%，耕畜、机械、农具占12%。由此可见，对于尚处前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