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平则鸣”.docVIP

论“不平则鸣”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这样说过：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3634.htm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1） 　　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同时列举了许多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称他们为“善鸣者”，认为他们“善鸣”是由于“不得其平”，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论。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里曾提到过“发愤著书”。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韩愈的“不平则鸣”论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阐发，其涵义与司马迁的“发愤所作为”相同。其实不然，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坎坷不平，心有郁结，而韩愈的“不平则鸣”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 　　中国古代心理学一贯主张：人性的原始状态是平静的，但是当这种平静受到外界的影响，就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即“不平”。《礼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2）梁代著名学者贺?`说：“性之于情，犹波动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3）钟嵘《诗品序》中所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4）可见，“不平”是由外界原因所引起的情感波动，韩愈的“不平”正是此意。韩愈认为“不平则鸣”是普遍性的现象――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不管是“物”还是“人”，只要遭遇到不平，就都要“鸣”。他说：“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虽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5）作为“物”来说，它受到外来的冲击，打破了自身的平衡与稳定，它就要“鸣”；作为“人”来说，他的正常的思想与情感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也必然要“鸣”，所以有“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在韩愈看来，人的哀、怨、悲、愤等是不平，喜、怒、爱、乐、恶、惧等也是不平。所以他在《送高闲上人序》里这样说：“喜怒窘乐，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木焉发之。”（6）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曾这样论述道：“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7）同时，“在唐、虞时，咎陶、禹其善鸣者，而假之以鸣，夔假于《韶》以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8）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共用了三十八个“鸣”字，纵横议论，列举了从上古到魏晋六朝文学和学术的现象，说明了不同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和学术思想。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不平之鸣写到各个时代的善鸣者，指出“治世”、“盛世”和“乱世”、“衰世”都有能“鸣者”。具体到文学角度的理解，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韩愈认为个人遭遇不幸产生的哀怨是不平；由“国家之盛”引起人们的欢乐也是不平。所以“自鸣其不幸”是不平之鸣，“鸣国家之盛”也是不平之鸣；不得志的庄周、屈原、司马迁等是“鸣者”，得志的伊尹、周公等也是“鸣者”。显然，在韩愈看来，文学不只是对现实生活的单纯的反映，更应该体现作者的理想与愿望。“鸣”不只是遭遇不平后的吐苦水，发牢骚，更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对现实，对社会的干预，是一种积极的、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性格中极其可贵极其优秀的品质之一。同时，韩愈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专制高压的历史环境下提出“不平则鸣”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富有民主精神，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的体现。“不平则鸣”论既是对我国古代进步文艺传统的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进步文艺传统的表现和发展。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而鸣声各异，腔调不一，有“善鸣者”，有“不善鸣者”（或“伪善鸣者” ）。那么，韩愈提倡的是什么样的“不平则鸣”呢？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给出了明确答案：“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9）在这里，他指出了真正的有“不平”而“善鸣”者，是“羁旅草野”之士，而不是那些“王公贵人”。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他把“不平则鸣”的普遍现象和封建社会的现实作了联系。他指出“和平之音”读来是“淡薄”的，写作上是“难工”的；而“愁思之声”读来是“要妙”的，写作上是“易好”的。并且指出了“淡薄”、“难功”的原因是：“王公贵人”们的“气得志满”，他们位高权大，生活优裕，踌躇满志，不再有上进的动力，所以他们不会抱怨，而是带有一定目的的歌颂，即“和平之音”。同时，他们也没有什么亲身实践经历，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鸣”而不好故“淡薄”。“要妙”、“易好”的原因是：“羁旅草野”之士往往“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