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对元杂剧的书写特征.docVIP

论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对元杂剧的书写特征 　　 nbsp;内容摘要：日本著名汉学家前野直彬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其独特的编撰理念，达到了“包容虽广，列举众多，却脉络清楚，而篇幅不大”的效果，从而成为日本非常通行的专科教材与自学课本。比如，在元杂剧书写方面，便牢牢抓住元杂剧的文体特征予以立体化呈现：以整体观照为基础、以元杂剧的平民性为纲，佐以杂剧作家文人心的融入，旁及演员的粉墨登场情况等。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 中国论文网 /9/view-7229411.htm 　　 关键词：前野直彬 《中国文学史》 元杂剧 书写 　　 前野直彬先生（1920―1998），为日本著名汉学家，他组织编撰的《中国文学史》（1975年初版）在日本是非常通行的专科教材和自学课本，至1981年，印刷已达十次（《中国文学史.译者序》），欢迎程度可见一斑。2012年，该著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译者在序言中写到：“包容虽广，列举众多，却脉络清楚，而篇幅不大。所以不但专业工作者可以作为参考，一般的中国文学爱好者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简要明了的读本”（《中国文学史.译者序》）。本文便是以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书写情况为例，通过分析与比较，管窥该著独特的编撰理念，希冀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提供可能的借鉴。 　　 一、整体观照元杂剧 　　 前野先生认为，“文学史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正确地记述文学发展的轨迹;另一个是无所遗漏地网罗历代著名的作家和作品”（《中国文学史.中译本序》）。这就意味着，对于元杂剧来说，文学史著述要呈现其整体发展状况及代表作家作品。正是基于此，前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元杂剧的整体观照便体现为下述两个特征。 　　 特征之一，从文体出发，介绍元杂剧的发展状况及体制特征。 　　 前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首先从“元曲的舞台”、“元杂剧的位置”与“文人作家的参加”等三个方面介绍了元杂剧的发展状况。该著认为，元杂剧为一种新体裁，是真正像样的戏剧，乃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具有古典意义的戏曲文学，为曲剧作家、演员、观众三方的热情一致创造出来的舞台所催生。其中，受到充分教育的文人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创作是元杂剧繁荣的主体因素。而元杂剧虽然鼎盛期短促，但在文学上的成就，“特别是在大都时代它所反映的现实之深，批判色彩之浓，在文学史上有着格外深远的意义，是后继的明、清、两代戏曲未必能够超过它的。”赋予了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戏曲文学地位。 　　 其次，该著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元代杂剧“形态”（包括音乐曲调、结构模式等）及“新的曲文”，比方合理，评价中肯。比如，元代杂剧一般为一本四折的结构模式，该著为了让日本读者有更清晰的了解，便使用了打比方的方法：元杂剧四折与诗起承转合相似，可以说成设定、紧张、高潮与解决四个部分，通俗易懂。又如曲文方面，该著在介绍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文采派剧作家时，虽有肯定之语，但亦有批评之意：“王实甫《西厢记》是代表元杂剧的名作，诗词的雅语与口语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在不露修饰痕迹的朴质自然方面，恐仍不及《西厢记诸宫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著认为，从元杂剧的产生来看，大众性是其根本特点，而“本色”（即以亲切易懂，活泼，使人感到朴质的生活气息的口语为基调）当为杂剧之本，是论契合杂剧之初的特质。 　　 特征之二，从作品关系出发，介绍元杂剧的创作情况。 　　 对著名作家作品的书写是编撰文学史的应有之义，但它绝不是对作家作品的简单罗列与孤立赏析。正如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论述“文学史”时提到：“只有把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系统中的适当地位上来加以考察，两个或更多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才会有所收益。”[2]前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是从关系着手阐释元代杂剧作家作品，抓住它们所呈现出的共同特征，以“平民的愿望”与“文人的伤感”两个关键词为枢纽，串讲了《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救风尘》、《窦娥冤》等著名作品，要点突出，分析合理，达到了以简驭繁的效果。 　　 二、突出元杂剧的平民性 　　 基于元代杂剧的繁荣与“曲剧作家、演员、观众三方的热情一致创造出来的舞台”密切相关之认识，前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元杂剧本质特征做出了相当精准的概括：“元杂剧的文学问题，简言之，是它作为群众文艺本来就有的平民性，如何被多半由文人阶层出身的作家所有效利用、并按照他们的文人趣味加以修改的问题。”也就是说，元杂剧不是以读物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上演为前提，在很大程度上须满足广大平民的观赏口味和心理愿景。正是循着“平民性”这一主线，该文学史著述对元杂剧中恋爱题材的优秀作品做出了透彻而又精炼的分析。 　　 比如《西厢记》，题材来源于唐代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结局是张生另娶，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