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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 一座仅有桥干，没有两头引桥的“半拉子大桥”，横跨在河南省嵩县大章乡东湾村村民生活必经的伊河上，村民砍了几棵大树，在上边捆绑上木头当台阶，架在大桥主体结构的两头，村民们就这样每天危险地走在这座奇特的大桥上……真苦、真难、真险月27日《中国青年报》一版刊登的这幅巨大的照片，真实地显现了东湾村农民的生存现状。震撼之余，也让笔者陷入深深思考中。　这座“半拉子”大桥是东湾村村民自筹资金建设的。据报道，一条伊河，挡住了东湾村与外界的来往，村委会请来技术人员，拟建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为建这座大桥，年人均收入不足500元钱的穷山村的村民，有的卖了家里的粮食，有的卖了牛、羊和自家的树木，有的甚至去银行贷款，男女老少齐上阵，日夜奋战。尽管如此，在大桥主体工程完工的时候，村民们“砸锅卖铁”筹集的90万元已全部用完，连接两岸的引桥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在寄政府立项无望之后，村民只好用大树及树干做引桥。在一些人眼中，农民为自己建桥，天经地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无法考证哪个地方带的头，农村的路、农村的桥、农村的水利、农村的学校、农村的医疗，等等，全变成了农民自己的事，“农民的教育农民办”、“农民的道路农民修”等，不仅成了口号，还成了一些官员的政绩，被广泛宣传。那些生活异常艰辛的农民，不仅要在极其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部分来缴纳各种税费，承担很多不合理负担，还要自己修路搭桥。　同为共和国公民，为什么城里人可以依法享受到国家无偿提供的路、桥等基础设施，享受到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服务，农民却不能？有专家指出，城乡差别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有限的财力，承担不了农村太多的公益事业，而教育、卫生、水利、乡村道路等又不能不发展，只好把本该政府尽的义务转移到农民头上。　诚如斯言。在我国很多地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非常严重，许许多多应该由上级政府负担的公共产品，通过转移事权的办法，交由乡镇政府提供，甚至由村民委员会、村民来承担。这样的做法，与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和“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明显不符。如何走出目前普遍存在的农村公共产品困局？笔者以为，一方面要提高认识，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切实把“三农”当成“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在具体办法上要有所倾斜，有所创新。如，在现有财力存量上做文章，调整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投入；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需要，合理划分各级的事权和财权，调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向，让财政支农资金从一般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增加农村公益事业项目投入。无疑，东湾村的大桥，不该让农民倾家荡产建；农村的公共产品，不该由农民自己来提供。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湾村所处的政府公路管理部门，应该有所行动，让群众早日摆脱行桥之险，而不是把前来求援的东湾村拒之门外。　 农村公共产品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由农民或家庭自己消费的所谓私人产品而言的，是由当地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共享的产品。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只能满足其特定社会的公共消费欲望的产品或劳务。它具有一般公共产品的基本特点，即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特征一农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由于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而它们的生产或供给往往是与“公共财政”相联系的，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由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公共产品的资金投入或成本分摊制度、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决策制度是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基础，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制度是根本，而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则是公共产品供给的保证。改革开放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靠国家，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无论生产队还是公社一级，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政权职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在这一体制下，公社区划范围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靠公社内部解决。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并没有改变人民公社时期的体制外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首先，从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偏好，由“上级”决定提供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没有建立起公共产品需求的表露机制，不能真正反映农村社区内多数的需求意愿。其次，从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分摊制度来看，农村税制改革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财政包干，除大型水利建设、农村电网等外，国家把地方建设的任务交给地方政府（主要是县乡政府），不再象农村改革前通过拨款加以支持。根据《农业法》，农村主要的、大型的、跨区域的公共产品筹集是中央、地方和农民个人三方共同负担，但是中央财力有限和资源分配的非农偏好，导致支农支出数量偏少。而由于当地政府的财力限制，对于不能带来政绩或社会福利的公共产品难以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