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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学案例精选》 案例提示 一、学科与方法 1．从定海古城被毁事件看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浙江省舟山市非法拆毁定海古城的事件实际上折射出，虽然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应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但公共政策并不必然地反映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公共权力机关在政策过程中所做的选择，会发生政府的偏好受政府自利性影响的问题，由此产生政府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所谓政府利益，是指政府系统自身需求的满足，如政府的权力与权威，政府的业绩、信誉与形象，政府工作条件与公务人员的收入和福利，等等。政府系统的各个部门和不同层级以及政府官员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由于政府官员利益和政府部门利益并不等于政府利益，政府利益也并不完全等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显而易见，反映了以上诸种利益的矛盾和协调的公共政策也就并不必然地反映、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 既然在理论上公共政策应该有效增进和公平分配公共利益，但在实践中又并不必然地反映公共利益；那么，如何在实践中保证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地达到理论目标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有一种保证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有效机制，它要让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各种利益主体能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有序有效地博弈，通过各种利益之间的协调、均衡，最后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2．博物馆免票之困 博物馆免票之困，困就困在免票后博物馆不能及时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及难以制定相应的可行的实施办法这两方面。 前者，财政补贴不能及时到位，问题在于制定政策的文化部门和负责拨款的财政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或者说，文化部在制定该政策之前缺乏充分的事前准备。 一项政策出台之前，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充分的考察、调研以及论证，对该政策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政府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说公众可能的认可度、自然环境的制约以及财政方面的因素，要进行充分的事前准备，把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都要考虑在内。该案例中，文化部以及国家文物局在颁布《通知》之前没有与财政部进行充分的沟通，没有将实施免票政策所必须的财政拨款提前通报给财政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理想的情况是，文化部在拟订政策草案时就应向财政部提出要由此追加预算，并与财政部在这方面达成共识。而现实的情况是，文化部在下达了这个通知之后，才准备将几家部属的博物馆每年度的财政预算和向未成年人免票后可能造成的收入空缺累计整理成册，向财政部提交。这种事后之策显然有失妥当。 后者，博物馆方面由于财务原因难以采取相应的实施办法，这也与政策制定者制定政策时没有考虑具体实施办法有关。该《通知》仅仅笼统规定了几项减免门票的措施，没有就各项规定拟订一个具体的实施办法，使得各个博物馆在接到通知后不仅不能很好地结合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还使得他们出于财务的考虑不愿实施该政策。免票文件的内容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制定政策应该考虑相应的实施办法。这也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前，解决免票之困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文化部和财政部之间要通力配合，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争取早日使对博物馆的财政补贴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博物馆自身也要积极寻求自身发展之路，要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采取多角化经营的策略，依托自身资源办出自己的特色。 相信博物馆之困仅仅困在当前，我们不久将看到博物馆微笑着敞开大门的那一天。 3．“组合拳”出手，政策效果有违功能预期 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包括：管制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本案例中，政策制定者为“组合拳”设定的政策功能主要是引导功能和调控功能，此外还包括一定的管制功能。然而，预先设定的功能并非总能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这里存在着诸多主客观的因素，包括决策者的有限理性、政策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等。 4．杭州市区依法管理四小车 出台任何一项新的公共政策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重新分配。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在总体上影响社会局势的稳定。杭州市政府制定政策依法管理“四小车”的专项行动也是如此。然而在这次专项行动中，杭州市仅仅经过50多天的工作，车辆回收置换工作就全部结束，车主（车工）的情绪基本稳定，无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更没有出现流血和死人情况，基本做到了领导满意、群众满意、置换对象满意。这其中，政策方案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功不可没。 杭州市政府一开始就把依法管理“四小车”当作系统工程来看待，进行了政策系统的环境分析、政策系统的目标分析、政策系统的结构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方案，有效的保障了专项管理行动的顺利进行。 政策系统的环境分析： 政策系统是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化会对政策系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小车”的存在是过去的政策系统所允许的。但杭州道路城市交通停车难和行车难（简称“两难”）问题的日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与“四小车”有着密切关系，而且，由“四小车”引起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