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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经济学研究的历史重任 ——访北京大学教授刘伟 本报记者　孙明泉 　　刘　伟　1957年1月出生，山东蒙阴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市青联副主席，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软科学）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出版有《微观中观宏观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经济学导论》等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和魏杰教授共同主编的《北大清华学经济》丛书10月份刚刚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至今已有十年。经过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面对很多生动的复杂的经济现象，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私营企业家入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等，人们可能产生很多疑惑，焦点是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提出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历史的进步？ 　　发展的数据能否说明问题？刘伟说：不能。举一个例子，谈及中国二十多年的变化时会看到，现在国有制经济的总值已达三万多亿，占GDP的三分之一左右。这组数据既可以用来证明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可以证明是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直接结果。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上，同样一组数据，可以证明不同的观点。如果数据不足以说明问题，还有什么能够对改革正义性作出说明？刘伟指出，去年以来，尤其是喜迎党的十六大召开之际，理论界对价值、劳动、阶级、剥削这四大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基本范畴的讨论空前热烈，其重要意义也就是要回答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不是正义的，是不是历史的进步。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和明确，正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研究的重点之一。 　　刘伟指出，要说明我们的改革是不是正义的，除了要对价值、劳动、阶级、剥削等相关的基本问题加以讨论之外，还要弄清检测一种制度变迁是否正义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经典作家的论述，亦即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判断，来检验我们的改革究竟是符合哪种主义的。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这个标准判断我们的各项改革。刘伟说，这些论述毕竟是上百年前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一种天才的预测，这种天才无论有多大，它的历史局限性肯定都是存在的，肯定很难反映我们现代的活生生的创造。第二个标准是利益标准，也就是从个人能够观察到的局部变化和感受到的个人利益消长来评价一项改革是对是错，从而决定他对一项改革是赞同、支持，还是否定、反对。刘伟认为，以这个标准评判问题，可以理解，但并不科学，因为以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获益来判断一项改革是不是历史的进步，确实有它的局限。第三个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观察一种制度的变化，它不管多么出乎人们的意料，不管多么不符合我们的传统认识，不管多么不符合经典作家当初的预测，只要它在这个制度变迁中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那就应当在原则上肯定这种制度变迁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论述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都反映了对待历史变迁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从理论到理论，或者用个人得益消长标准来判断改革正义与否的局限。 　　 二 　　刘伟强调，为了更好地承担起经济学研究的历史重任，同时也为各项经济建设工作服务，作为致用的科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就要特别强调尊重实际，方法论上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实践的观点。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时，对一个事物不必一定要首先说清它符合什么主义，然后再来论证要不要用它，而是要反过来：什么东西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它是什么性质的。换句话说，作为一门经验的科学，经济学研究应当少一点形而上学。尤其是在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什么东西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真正解决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就用什么，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标准。而不必拿一个没有讨论清楚的概念来匡正我们的实践。事实上，活生生的实践是任何教条都难以匡正、难以裁剪的。 　　此外，经济学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它还是一门历史科学。经济学家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重任，就要有明确的历史价值观。前已述及，现在之所以要对劳动、阶级、剥削、价值等最基本的范畴重新提出来讨论，就是要从历史价值观来审视和回答改革的正义性问题。正是这样的一些基本范畴要求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科学永远会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为它所代表的统治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性和正义性进行张扬。所有经济学家都有这样的历史任务，只是自觉和不自觉的问题。对改革正义性的论证，哲学家用哲学家的语言说明，社会学家用社会学家的语言说明，而经济学家必须用经济学家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