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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父子关系链中的文化心理 ——论高觉新的自我牺牲 陈少华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 要：作为现代文学长子形象的典型，高觉新的自我牺牲，体现了“人之子”的挣扎，在高觉新的痛苦中其实又有一种满足感，这是转型期父子关系链中文化一心理的体现；高觉新的心灵结构，揭示了自我牺牲在相关父子关系链中的必然性。 关键词：父子关系；超我；阉割 中图分类号：1246；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4)帜—印75—07 赵园在论高觉新时说，“‘五四’启蒙思想参与了对于形象的发现。”她说：“高觉新最有悲剧价值的内心冲突，是‘人之子’在他的意识中的挣扎。人物的最大也是最持久的痛苦在于，他在一个蔑视他作为人存在的地方仍然不能忘怀自己是一个‘人’。[1]不过，必须指出，最有效的“蔑视他作为人存在的地方”，不在别处，而正在他自己。在他的“持久的痛苦”中，他也有一种满足感，即对自我牺牲的满足。 弗洛伊德在他的人、格结构理论中对“本我”、“自我”、“超我”的描述可以借用来理解高觉新内心的冲突。[2]高觉新的“自我”，是被输入的“他者”，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个人性、独立性的呼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辟人荒”(周作人语)的启蒙实践中，“自我”觉醒的要求与冲击，对高家的子弟们是有影响的，觉慧、觉民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下走上了反叛封建家庭的道路，有趣的是，最初引导他们这一路向的却是他们的大哥觉新，小说中这一设计照搬了巴金大哥的做法。[3]在小说的第六章，写到了五四运动发生，“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唤醒了他的被忘却了的青春。”“本地报纸上又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里的文章。于是他在本城唯一的出售新书报的‘华洋书报流通处’里买了一本最近出版的《新青年》，又买了两三份《每周评论》。这些刊物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字像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4]高觉新究竟信服的是那些新的理论，小说不了了之，这些介绍不如说只是一些关于高觉新背景材料的交代，在这些背景中，他对杂志的急切态度引出了一个不算清晰的“自我”印象，但即便是这个不算清晰的“自我”，在读者看来，并不是打算要坚持下去的，而是打算很快被挫败的，即如卡伦·霍尔奈所说的“道德受虐狂”：“也就是说，‘自我’为了与‘超我’求和，急不可待地惹是生非，或招致失败，或用自我责备来鞭挞自己。”[5]巴金讲述高觉新的故事，一开始就很明确，重点不在于他有一个怎样的“自我”，而在于他怎样向封建礼教与封建大家庭中所要求的“超我”看齐。在中国文化的相关表述中，对生命个体所要求的是强调道德至上的“超我”，在长期自闭的、稳定的封建社会中，在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礼教的规范中，对家长的绝对服从，表达孝顺的行为，是礼义廉耻的重要内涵。当一个人自觉按照这些规范去塑造自己，并将之视为自己存在意义所在时，说明外在的礼教要求已经内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即构成了他的“超我”，成为他自觉追求的目标，服从与孝顺就是“超我”的对象化存在形式。高觉新出场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惯于服从的性格，实际上是自小受封建礼教文化形塑的结果，即便碰上五四运动，内心泛起的波澜，也很快平息下去，自我不仅不能有所作为，反而检验出“超我”之难以撼动；另外，“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 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封建父权文化规定中的长子继承权，也是“超我”的一项重要规定，与其他兄弟相比，高觉新长房长子长孙的位置，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被给予性，又是他的本质规定性的重要说明，具有自明性。甚至可以说，长子与生俱来就是封建文化“超我”的载体，有论者认为，“绵延千年的宗法家长制(及长子继承制)对长子的特殊要求和文化训练，使长子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文化品格。设若回归旧时代，他们当为民族知识精英和社会栋梁。他们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社会责任感，以及高度的个人命运的自觉和家庭责任感。 这使他们既能超然物外，自个体的情境冲突之外观照审视自身，又使他们能自觉投身于矛盾漩涡，进入悲剧冲突中心”。[6]这里提出了长子“特殊的文化品格”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但所谓“当为民族知识精英和社会栋梁”，“高度的个人命运的自觉和家庭责任感”，很明显却并不是“旧时代”长子形象的特质，在新旧交替时期，在新的时代里，这些话语并非不适用。我认为，长子“特殊的文化品格”，在于对其封建性的揭示，“他们受到一系列的‘应该’和‘必须’的支配”⑦，强迫性地去达到其道德目标，在忠君事孝、维护现实秩序的道德目标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