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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国有企业是后发国家资本积累的有效制度安排 [关键词]资本积累；后发国家；国有企业 [摘要]马克思一马格林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资本积累不能被简单看做是“个人储蓄行为”；而应被理解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行为；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需要由一定的积累体制作保障。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制优势，能够在量和质上更好地承载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积累体制的要求。因此，国有企业可以被理解为后发国家资本积累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40-08 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经济学，还是包含了更多“异端因素”的发展经济学都承认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将资本积累描述为一个均衡的、自发的过程，其预言的所谓“趋同”似乎更是难见端倪。发展经济学则认为，均衡的资本积累无法使落后国家实现发展，并发现，只有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落后国家的经济才可能实现“起飞”。因此，发展经济学将如何能够实现较高的积累水平作为给后发国家开出的实现经济“起飞”的核心政策建议。 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对于资本积累与经济“起飞”或“赶超”关系的理解显然更为现实。但是，与前者一样，发展经济学由于把资本积累简单地理解为个人的“储蓄”现象，由此就把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归结为如何增加储蓄及如何动员储蓄问题，而缺失对于积累的组织条件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既包含了量的含义，即资本规模的扩大，也包含了质的要求，即技术进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经济“起飞”需要一种积累体制来保证资本积累量和质的要求。而就经济史显示的典型事实来看：1.国有企业（或类国有企业）往往作为后发国家积累体制的组织基础而被选择；2.国有企业通常在后发国家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德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早在20世纪初就对欧洲国有企业的功能作出了积极评价：“国有企业对于现代产业形成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不仅是产业发展的模型，也是发展过程中新的组织形式。因某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经常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催化剂。这些企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是重要而不能被忽视的，无论其概念基础是什么或者其今后发展有着千差万别的道路。 因此，对上述典型事实的解释，事实上关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后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是否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作为基础；其次，如果需要，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成为这种组织形式的实现形式。这正是本论文所讨论和希望有所发展的。 我们认为，资本积累不能简单看做是“个人储蓄行为”，而应被理解为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行为，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需要由一定的积累体制作保障。而国有企业由于其所有制优势，能够更好地承载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积累体制的要求。因此，国有企业应该被理解为后发国家资本积累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关于资本积累与组织形式的理论分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积累是个人储蓄的结果。而个人的储蓄决策又是基于标准的理性人选择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利率和贴现等因素将现在和将来的收入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构建这两者之间的时际替代，从而个人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决定自己的储蓄借贷行为。进而，个人的储蓄通过“加总”得到社会的储蓄，成为社会投资和资本积累的源泉。 事实上，这种基于个人收入和偏好的储蓄理论在解释一国储蓄率的时际波动时就会陷入诸多困境：在很多情况下一国的储蓄率在几十年的范围内会呈现剧烈波动或者系统性的趋势，而没有理由认为偏好存在类似的波动或趋势。同样，这种理论也不能解释一些国家间的差异，在相似的文化差异从而拥有相似的偏好的国家里，储蓄和投资率差距往往是巨大的。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不是以个人选择为分析的起点。马克思将资本积累理解为资本家将利润转化为投资的扩大再生产的阶级行为，进而将资本主义企业视为资本积累的组织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强调了积累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资本家通过对工人的控制来占有剩余价值；同时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制度压力及其内化的动力也是重要的，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社会外在的竞争压力共同使得资本家将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起来，转化为资本。 马格林（1974）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认为积累是依靠允许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等级制度来完成的，并保证其投资方式和规模等符合自己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