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意译辨析.docVIP

英语知识 作者：王晓元 作为一种现象，直译与意译恐怕是自有人类的翻译实践─至少从有案可查的笔译算起─以来，便一直存在的了，可谓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而从翻译方法论意义而言，在我国，直译与意译之争，至少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时期（罗新璋, 1984）。支谦《句法经序》不但记载了一千七百多年前两者的一场争论（陈福康, 1992:14-17），而且道出了译者之所以采用直译的根源之所在，用维氏难的说法，乃是“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换言之，其中含有译者视经典为优越或神圣语言的崇拜因素（参见申丹, 1997）。其后“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梁启超, 1920; 转引自陈福康, 1992: 17），道安之“五失本三不易”更是影响深远。而与道安同时的鸠摩罗什则反对直译，力主意译（刘重德, 1991: 46）。如此，在我国翻译的长河中，直译意译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检阅本世纪有关直译意译的论辨，发现双方论者唇枪舌战之中各抒己见，各执一词，细察之下，虽不乏真知灼见，却也不免给人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感觉，使人难免不想起“盲人摸象”（叶维廉）的情形来。在翻译研究中，若以翻译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则似乎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即：视翻译为过程（translating）抑或结果（translations）。从过程看，则是从翻译（为何）应采用何种方法着手，直意还是意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结果看，乃是将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socio-cultural context）中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采取了何种方法，以及隐藏在这种方法背后的动机或目的（为何）。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方法是互逆的。在直译意译的争论中，似乎是从过程这一角度开始的。而纵观各家论点，在这“对话的喧声”中，竟然发现论者并未在说着同一件事！充其量只不过是在说着同一件事的不同部位。换言之，论者的起点（point of departure）不同：论者对直译与意译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本文试图以此为起点，将论争[1]中的各家观点加以分类，希望藉此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象”，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翻译方法。 一、狭义观 检索有关文献后发现，一些论者“将两种方法的极端化及其所造成的错误误为方法本身”（高健, 1994:15）。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推黄雨石（1988）与张经浩（1996），两位均持狭义的直译观。颇有意思的是，两位都是（文学）翻译家[2]；两位在其专著中均以专章论述直译与意译，这在目前的翻译研究中似乎不多见[3]。由此亦不难看出两位对翻译方法的重视程度。 黄雨石（1988:79）认为，“所谓直译就是逐字译，也就是英语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由于这是一种字对字的翻译，所以，一、不必一定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二、译文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意译……首先是译出原文涵义，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不要求做到和原文字面相同、结构相同的翻译了。”由于作者意在“彻底破除‘直译’、‘意译’说的谬论”（76），从理论上讲，应当对其在写作时所有已经存在的各家观点进行述评，指出其是非，从而达到消除误解、正本清源之目的。然而，作者对直译的界说，如果说历史上存在过，那么，在当代翻译研究中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作者在界定之初便实际上已经把直译排除在翻译的范围之外了，照作者的定义，那实在是不能称作翻译的。因此，诚如作者本人所言（79），“这种从理论上讲似乎存在的划分，真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说，在事实上真的存在过吗？”显然，这只是作者自设的一个假想目标而已。 张经浩（1996: 70-71）则认为，“表面上，直译与意译都承认翻译必须忠于原文，恪守‘信’的原则。然而，两者对于‘信’的理解相差很远，做法大不相同。”在他看来，不应该将“在原语与译语有形式对应情况下原文表达形式得以保留的翻译”称为直译；“只有在原语与译语的表达形式出现差异时，即无形式对应时，才存在直译与意译之分。”应当说，作者的这种区分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且看他对直译与意译的界定：“直译认为表达形式反映了表达内容，形式的改变意味着意义的改变，因此应当尽量地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只有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才能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意译认为，原语与译语各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要如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必须改变原文的表达方式，改变成符合译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否则，译文表现不了原文的精神实质。”作者（72）进而指出，“直译要在原语与译语无形式对应的情况下既保留原文的表达形式又如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并在通过大量例证比较直译意译的优劣高下之下后，断言“死译就是直译”。在上引有关直译意译的论述中，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作者自己的界说，抑或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