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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 吴国盛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既没有出现在学术繁荣的古代希腊，也没有出现在文教昌盛的中国，而是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件历史事实本身就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什么是大学？许多中国人或许会认为，顾名思义，所谓大学就是接续小学和中学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新生都会发现，高中和大学似乎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教育机构。中国学生感受最深的是，高中和大学生活并不能连续过渡，无论是学习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存在着一个跳跃，以致新入学的学生都要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什么原因呢？因为中国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或多或少是从中国传统延续下来的，而大学的制度构架却完全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在西方国家，中学与大学之间就没有这样的跳跃感。 中国的大学尽管是学习西方的结果，但仍然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大学很不一样的办学路数。时至今日，中国大学的问题越来越多。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应该是回溯一下大学的本来含义。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建设大学的历史过程中，许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大学功能的某些方面，比如培养人才、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推动技术进步，而没有看到作为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这一根本的方面。也可以说，我们抓住了末端，忽视了本源。为什么在中世纪出现的大学，成了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为什么在所谓的黑暗中世纪、所谓的基督教一手遮天的历史条件下，竟然会为自由学术打造这样的制度安排？ 首先应该纠正关于基督教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偏见。无论如何评价基督教对于欧洲文明的影响，这种悠久而又深远的影响本身却不能否定、不能忽视，正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一样。另外，在评价基督教时，应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许多方面是变化着的。比如我们谈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一开始是穷苦人民的宗教，而且受到罗马统治者残酷的迫害。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提倡人人平等，强调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救世主，而是全人类的救世主。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自由民还是奴隶，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你信奉耶稣，你就能得到拯救，获得永生。在当时社会动荡、精神上穷途末路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很快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奉者，特别是那些社会的弱者和边缘人群。罗马帝国一直对基督教采用打压迫害政策，直到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徒不再是异教徒为止。基督教为了生存和发展，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正如专门研究中世纪的科学史家格兰特（Edward Grant, 1926-）所说，与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传教缓慢。数百年的时间里，它积累了与异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方面，它适应异教学术并作出自己的调整，另一方面，它也影响了世俗学术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正由于传教缓慢，基督教有时间吸收异教学术为我所用，并形成与异教学术生态共存的局面。 新约全书是用希腊语书写的，因此基督教一开始就已经带有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相结合的痕迹。记录耶稣及使徒言行的新约全书完成于公元第一个世纪，于四世纪正式定型。这期间，无数有学问的基督教护教学者致力于澄清教义、解答疑问、应对希腊化哲学的许多问题和困境，建立了基督教与异教学术之间的生态共存关系。一方面，早期教父们对于希腊学术持明确的贬低态度，认为希腊科学只能提供或然性的知识，远非确定性的真理，希腊科学的许多命题和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但另一方面，教父们通常都接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异教学术已经成为他们知识背景的一部分，因此对希腊科学的贬低态度没有也不可能走向极端的拒绝，相反，他们逐步接受了所谓的“婢女论”，即异教学术虽然没有接受上帝的启示因而达不到真理，但是，它们可以为接近基督教神学这种更高的知识形态做准备，因此可以像婢女一样被利用。婢女论贬低但不拒绝希腊科学，成为罗马时代基督教对待世俗学术的标准态度。 与异教学术和平共处的这种态度与基督教教义中对待国家的态度也有关系。基督教信奉“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即神权和王权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尽管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罗马教皇一直强调教权高于王权、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但也从未把一位主教任命为国王。 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继承并且光大了罗马的法律传统，使得欧洲社会成为一个根本意义上的法制社会。著名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 1918-2007）在他的《法律与革命》一书中说：“这个运动在所谓的格列高利改革和授职权之争（1075-1122）达到了顶点，导致了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即罗马天主教‘新教会法’（jus novum）的形成，并且最终也导致了王室的、城市的和其他新的世俗法律体系的形成。” [1] 他把这个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约1020-1085）发起的改革运动称之为教皇革命，并且认为正是教皇革命为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