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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律师对司法公权力的制衡 摘要:  律师是干什么的？国家为什么设立律师制度？这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一直在争论又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本文从权力制衡的意义上，对我国律师在司法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律师是司法公权力的制衡者”的命题，并对如何实现律师制衡司法公权力的功能作了概括性的制度设计。在对律师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对“律师”的定义也作了新的表述。  关键词：律师　制衡　司法公权力  律师是干什么的？国家为什么要设立律师制度？在我国律师制度恢复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点奇怪。其实，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律师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律师社会地位不高，执业权利受限，作用难以正常发挥，这些都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正酝酿变革。从理论上弄清上述问题，对于健全、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搞好司法体制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一、从权力制衡的角度重新认识律师的定义和作用 律师的定位与定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现行《律师法》中关于律师的定义：“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显然是仅就律师的商业属性而言的，丝毫看不出律师的政治属性，看不出律师在国家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定义的表述也不甚规范。根据定义的一般规则，结合上述定义所表达的意思，该定义应当表述为：律师是依法取得执业证书的法律服务人员。这比“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还后退了一步，即律师由“法律工作者”变成了“法律服务者”。  在现代法制社会， 如果将律师定位于“司法公权力的制衡者”，关于律师的定义可表述为：律师是依法参加司法活动的独立法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源于“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义，可视为是行使审判、检察、侦察职权的公职人员与律师的通称，“独立”即独立于司法公职人员。这样的定义才更科学、合理。　 律师以法律专家的身份，接受当事人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在此意义上，律师业也是一种社会服务行业（我国将律师服务定性为“代理性中介服务”），律师也是一种中介服务人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法治化的进步，律师的这种商业属性（或曰经济属性）得到了极大地拓展。律师，就是其政治属性和商业属性的统一体。但是，律师的商业属性是从属于其政治属性的。律师制度永远是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当国家司法制度不需要律师的时候，律师即使名存，也已实亡--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能是法律服务者。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20多年来，律师业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律师的任务和作用却仍然停留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上。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同时也帮助法官正确实施法律?罗马帝国时期律师的作用就是这样的。我国现阶段律师的作用竟和罗马帝国时期律师的作用基本一致，这多少有点令我们心寒。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想一步就跨入高度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和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一样，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目前我国已有较好的民主与法治的基础，对于“权力制衡”上下已有较多的共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已非常突出而亟待解决的形势下，按照民主政治的要求，改革我国的司法制度，重新认识并界定律师的定义和作用，时机已经成熟。  扩大权力制衡是建设民主政治、法治国家，解决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制衡指制约与平衡。“宪政的最高原则是权力制衡”。缺少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衡与权力监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权力监督一般是事后监督，而权力制衡却体现在权力实施的各个环节；权力监督一般是对权力行使结果的评价与修正，而权力制衡则是对权力本身的限制。权力制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权力的分权制衡，如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分立及其权力内部的制衡；一是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制衡，如公民通过民选制度、舆论监督等实现对公权力的制衡。公权力之间的制衡与监督是必须的，但其有着先天的缺陷。以审判权的权力监督为例，对审判权的权力监督包括党委的监督、人大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以及各法院内部的监督（如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庭的监督、纪检机构对法官的监督），等等，监督机构之多，监督内容之全面，为世界绝无仅有。但这种监督体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权力之间监督必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监督权也是一种权力，基于权力的一般属性，监督权力的权力也容易被滥用，也需要被监督。但监督权不可能无限制地累加，监督的链条总有中断的地方，因此，权力监督体系必定是不完备的。二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缺乏内在动力-与监督者的个人利益无直接关系。监督权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使监督权的个人的素质。但现实中，监督机构中的“黑脸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