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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设计中的民族性 越民族就越国际“越民族就越国际”，从语言逻辑看似乎很有道理，而且是充满了民族自信的表达。但深究一下，我们却会发现：如此说话，骨子里并没有语言表达上的那份“果敢”与“自信”。因为一个自信的民族不会刻意强调自我文化特征，并以此获得所谓的国际化身份，这种姿态不是开放性融入世界的立场，而是对立性割裂世界的立场。也可以这么理解，一味强调自我属性，最终诉求就是自我保存。而为了自我保存对自我属性的强调，则恰恰说明了说话者处于一种文化弱势心态，骨子里缺乏自信!纵观世界历史，但凡发生文化“碰撞”，强势文化往往不会以保存自我为诉求来面对外来文化，而多以包容吸纳为形态实现自我文化的发展，但弱势文化则因为信心的缺乏，往往走向通过强调自我的形式实现自我保存，正如“越民族就越国际”这样的论述。 如此论述，就产生之思维根源而言，其强调自我以获得世界性的主张，是二十世纪简单化“二元对立”的结果。为什么要强调“民族性”?原因就在于首先存在着一个“民族”与“非民族”对立的图像系统，那么在国家命运多舛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个所谓对立的“非民族”体系，“民族性”受到了某种强势冲击，并因此对自我存在的未来产生不确定性的怀疑、担忧。于是，通过高举民族性的旗帜，实现冲击下自我价值的论证便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表述。然而问题在于，产生之一表述的前提——“民族”、“非民族”绘画可以成为两个封闭、对立的图像系统，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将所涉概念“民族”转换为“中国”、“非民族”转换为“西方”，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清晰——也即“民族”、“非民族”的对立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的中国可以理解为一种“中西绘画”的对立。那么按照上述逻辑，将“民族”、“非民族”视作中、西两个封闭、对立的视觉谱系，就自然会带来一个结论——体系内的差异必然小于体系之间的差异。但梵高的笔线性造型与董其昌的结构化空间之间的差异，就一定大于梵高与安格尔之间的差异?答案，没有这么简单。换句话说，所谓中西两个封闭、对立的图像体系，内部都存在着丰富、复杂的视觉经验，而习画者往往会根据自身的视觉理解选择自己敏感的图像经验，并进行消化、修正，它们之间并非我们所假想的对立关系。 如果，中西绘画作为图像谱系并不存在着我们所假想的对立，那么“越民族就越国际”的说法是否就是在闭塞“民族形式绘画”在新时期下吸纳新元素以推动自我发展的“伪命题”?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种提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闭症”的提法——自我封闭以至故步自封!在艺术史演进的过程中，此种“自闭症”往往会带来某类画风末流之现象。比如晚清的“四王末流“，乃至今天的“黄宾虹末流”，就是因为“自闭”而形成了单一、僵化的绘画风格。当然，说到这里，有人会说，无论“四王末流”，还是“黄宾虹末流”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画众多画风中“转益多师”，而我们讲“越民族就越国际”正是让画家在丰富的中国画传统中寻找多元样式的融合与发展啊，为什么还将我们纳入文化“自闭症”的行列?原因很简单，因为今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觉经验极为丰富，除了“民族性”图像资源，还有大量“非民族性”图像资源。并且，伴随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逐渐“非民族化”，我们自身的价值系统与视觉习惯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在这样一种巨变中，简单的“民族性”图像资源，很难能够保证绘画发生、发展对于当代生活的介入。那么，在这样一种时代条件下，还一味强调什么“民族性”，实际上就遏制了“民族性”可能的新的发展，其文化效果与“四王末流”毫无差异!也即我们如果在学习“四王”时，发现唐宋绘画元素可以改变“四王”，我们能够根据自身视觉经验的敏感，选择一些元素修正自己习惯的视觉表达，从而促使“四王”发生具有艺术史价值的衍变。那么，面对“非民族”图像经验时，为什么就不能也采用如此的心态呢?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在于用唐宋改变四王时，我们没有心理负担，但用“非民族性”改变“民族性”时，我们就会有着一种因为文化不自信而产生对于“民族绘画”能否保存的心理负担。于是乎，我们高呼“越民族就越国际”，似乎这样就能够心安理得地忽视当代生活多元化的视觉体验，一味在老旧“民族性”里成全自己的文化假想，因为我们民族、因为我们特殊，所以我们就会获得国际化的身份与认可!但请注意，这种念想仅仅只是假想，说的不好听就是臆想!因为这所谓的“民族性”即便能够招惹某些关注，那也绝非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关注，而是一种文化猎奇的结果，正如我们在全国美术大展中选择一些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一样。 其实，产生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简单强调“民族性”的绘画发展方向，并不符合绘画在感官层面上演进变化的内在逻辑。就学理而言，绘画作为一种图像，实际上是人类视觉经验的修正史。图像的存在，是人类视觉经验的形式转化，如果借用西语词汇，这种转化的结果就是一种“视幻觉”。所谓“视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