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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读”与“报告” 一个都不能少 　　岁末之际，第二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审工作落下帷幕。 　　业界向有评好书、评好单位、评好策划、评好编辑、评好印制，还有评好设计诸般评优传统，唯独少了评好审读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想业界之所想，急业务管理之所急，于去年举办首届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优活动，开该评优类别之先河，填补空白，做了大好事，引来出版单位、管理部门，特别是广大编辑人员的褒扬。首届评优好比植下一粒种子，第二届便发出新芽，虽然仍显稚嫩，却生机勃勃，比之第一届，无论是参评范围、响应程度，还是送选作品（审读报告）质量，包括评委名头、水准，以及专业覆盖面都有了更明显的变化和提升。以参评人员的量级为例。本届参评的编辑就有三四位出版单位的副总编辑，不可小觑这个现象。一方面，他们以普通编辑的身份出现，将“亲自”审读、编辑加工的报告送评，此举说明评优活动，及其审读报告这一业务环节，在他们眼里是很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带领和提携年轻同事，形成一个“师徒档”的微型团队（组）。团队（组）的力量当然强大。且不说奖项如何（水平还是了得），但就这种景象，就十分喜人：体现高度重视;初显引领业务效能。再以评委的一句话为例。评委们在评议作品的时候，几乎都说到：“审阅参评作品，对比之下，找到了本社、本单位和本人（老总自己）在审读报告管理这一业务环节中的不足，向先进和优秀者学习。”评委们多是大社名社的掌门老总，是业界资深编辑家和出版人。讲出这番话虽然包含谦逊之意，但见贤思齐的诚恳是真挚的。这就是评优的重要意义所在！老总如是说，单位的工作岂能不长进？ 　　什么样的审读报告才是优秀的？“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选标准”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⑴在形式上，审读报告要素齐全完整，不仅要有书稿内容、作者的介绍，还要对书稿的出版价值、文化价值提出独到见解，阐述其出版的意义和理由。⑵在把控能力上，审读报告能从导向性（政治、民族、宗教、外交等敏感问题）、思想性（社会角度和学术角度）、科学性、创新性（观点、视角或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对书稿进行全面、中立的判断和认定，也可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做一些预测。⑶在内容上，审读报告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较为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能够比较直接提升书稿的质量，翔实地记录了责任编辑对书稿审核、修改以及与作者交流的内容。⑷对书稿中存在的重要问题或自己无法准确把握的修改意见加以指出，并有对后面审次的提示。寥寥三百余字，可视作评优的金科玉律。 　　然而，标准的清晰透彻，不意味实践上的晓畅明了。在两届评选活动的实践上，还是存在如何理解和如何操作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因此，“什么样的审读报告才是优秀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报送什么样的作品胜出机会最大;二是评委在评审中是如何掌握评优标准的。两个问题如何理解？通过两届的评选实践，认识变得越来越清楚。 　　首先，报送什么样的作评优品胜出机会最大？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有些“功利”。其实关注是否“胜出”，是变换一个角度谈参评活动的态度。这里涉及两点：一是编辑应该报什么样的态度参评;二是单位应当如何组织参评。那么，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呢？既要积极还要认真，要打有准备之战。积极，是指参与踊跃;认真，是指不粗枝大叶。评优，是有力而有效的工作抓手，也是技艺技能的评价机制。因此，评选优秀审读报告，不是为评优而评优，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实际编辑业务活动和单位管理工作的凝练式、典型化呈现，是跳出本位的局限，置身于业界的宏阔范围，在同一个标准的平台上，接受一次检阅和评判，进行一次观摩和交流。既然是自觉自愿地参与、参评，当然应该拿出参加“比武”和“擂台赛”的劲头与士气，将可以代表本人（编辑个人）和本单位（因为参评作品由机构报送）水平的作品选送上来，志在必得。这样的要求和这种做法一点也不为之过。然而，从组委会收到的参评作品看，一些编辑和单位没有做到“打有准备之仗”，应有的“准备”不足。 　　这个“准备”绝不是“弄虚作假”，不是把原来的审读报告调出来，重新修补、重新装扮。因为既不能这样做，也做不到――审读报告已经立案归档了。准备不足表现在：要么，报送材料缺少基本要素。比如评价书稿价值和出版理由表达的不充分不清晰，过于宽泛，千篇一律。书稿的价值和出版理由都未能发掘出来，平庸的图书充斥市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要么，编辑思想体现不充分。从审读报告上看不到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重要交流，审读加工的痕迹不清晰。或一带而过，或轻描淡写，编辑倒是谦虚内敛了，却难以分出是作者的水平高超，还是编辑懒惰。要知道，一部书稿的主体价值当然是作者的贡献，其高明在于创新、创意，是写作的想象力与创造禀赋。编辑的贡献也不可或缺，其过人之处在于慧眼识珠，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选择和从读者与市场的角度所做出的再创作。一部优秀的出版物，是原创与再创作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