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德马尔森号”“南海一号”(修改).doc

从“哥德马尔森号”到“南海Ⅰ号” ——中国水下考古二十年 本报记者 孙波 12月28日上午10时，经过20多海里水上移动和360米陆地平移后，装载“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沉箱缓缓移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Ⅰ号”正式入住“新居”。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南海Ⅰ号”古沉船整体打捞工作画上圆满句号。“南海Ι号”发现二十年，调查探摸、方案论证六年，正式打捞近一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起步、发展、成型的历史。值此特殊而富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们回首中国水下考古不平凡的过去二十年，对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 一次国际拍卖引发国人对水下文物安全的关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物考古事业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二个发展春天，为应对改革开放的基本建设大潮，几乎所有的考古工作者都奋战在各地考古一线。谁都未注意到，此时在南中国海上，一个海盗行径的打捞活动正在悄悄进行。1984年5月，英国“职业捞宝人”迈克尔?哈彻用了十周时间探测到一艘沉船，并最终打捞出15万件中国瓷器，125块金锭和两门青铜铸炮。这艘沉船后来被证实是由中国广州港出发的东印度公司“歌德马尔森”号。一年后,从该沉船打捞起的15万件中国瓷器被摆到了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拍卖会前后进行了九个月，并最终实现了两千万美元的成交金额。一次性拍卖数量如此巨大的中国文物震惊了全世界，更震惊和刺痛了中国文物保护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的心。加强水下文物安全保护工作和组建中国水下考古队成为当时迫在眉睫的紧急任务。 在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努力下，1987年底，中国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了。起步中的中国水下考古完全是“一穷二白”，不仅极度缺乏资金，更无专业知识和人才。我们唯一可依赖的基础就是20世纪50～80年代，我国在沿海的26次沉船及其构件的发掘记录，但所有这些发现都是在淤泥中，因而还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陆地考古。 为解决专业技术知识和人才的短缺问题，在水下考古研究室成立的当年，国家文物局派出了杨林和张威到荷兰考察、学习北海沉船调查与发掘工作；次年，又派王军到日本学习水下考古；1989年，已从荷兰学成归国的杨林、张威再被派到乔治.巴斯领导的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学习水下考古理论与专业技术。 然而，尚未等我们做好准备，“南海Ⅰ号”就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链接一： 海外水下考古学发展简史： 早在15世纪，欧洲就有人试图使用简易的潜水设备进行水下探测和打捞，但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1900年，希腊潜水者在克里特岛与希腊大陆之间的安迪基提腊岛附近水深60米的海域，发现大批石质和青铜雕像，希腊政府出动海军舰船进行了打捞。1907年，伦敦文物协会组织专业潜水员对肯特郡赫尔纳湾的一艘沉船进行调查。1908年，苏格兰牧师布兰德尔潜入内斯湖底，调查人工岛及水上建筑的遗迹，并绘制了人工岛的草图。1934年，耶稣教会教士A.普瓦德巴在海军和潜水爱好者帮助下对巴勒斯坦港口遗址的大面积遗存物进行了鉴别和绘图工作。1942年，法国海军军官雅克斯.库斯托带领一个水下工作小组成功制造出一种可供普通人使用的“水肺”，并由此带来了水下考古的一场革命。借助这一装置，该小组的成员先后“发掘”了马赛附近的大康格卢岛海域的古希腊贸易沉船，以及法国德坦暗礁德一艘古沉船。1959年，瑞典国王动用1200名潜水员打捞出了“瓦萨”号战舰，这项工作曾一度被看成是最为宏伟壮观的沉船打捞。196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教授乔治.巴斯带领学生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沉船进行了调查、发掘。这是第一次真正有考古学家亲自下水进行的考古工作，因而被有些人认为是水下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随后，巴斯率领他的考古队先后发掘了土耳其海域的拜占庭时期沉船亚细.阿达第一遗址、第二遗址以及塞浦路斯的卡伦尼亚沉船遗址。在此期间，英国1964年成立了“航海考古学会”，并在次年对德兰群岛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雷夫德”号进行了调查。1967——1971年间，英国先后组织发掘了著名战舰“玛丽.露丝”号、黑斯廷司海域的“阿姆斯特丹”号，以及布拉斯基特海域和拉卡达海域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圣玛利亚.罗莎”号、“希罗娜”号等。法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德拉蒙D号遗址、大里博A号遗址以及拉德利尔遗址等等。荷兰学者在北欧违海低地进行的发掘工作为了解公元初几个世纪内河船提供了丰富知识。 1970年以后，西方海洋考古学逐步“东渐”，英国考古学者吉米.格林在澳洲、泰国和菲律宾海域进行了一系列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所探测和发掘的对象也主要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古贸易沉船。 与此同时，有关考古学理论与教学传播的工作也开始发展。1973年，巴斯在德克萨斯AM大学成立航海考古研究所，并招收海洋考古的研究生。1966年，巴斯出版了权威的《水下考古学》一书，随后威尔克斯出版了《船舶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