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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启死刑改革 　　削减适用死刑罪名 　　综观此次刑法修正，最能直接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倾向的，莫过于大幅削减适用死刑的罪名，即对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的刑罚规定作出调整，取消死刑。 　　促成这一调整的大背景是，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特别提出，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而2014年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启动后，“完善死刑法净规定，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也是中央明确要求的一大任务， 　　在这一改革导向下，此次取消的适用死刑罪名的基本特点是，一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限，取消死刑并不足以造成负面影响。另一些犯罪近年来很少或未曾适用过死刑，诸如走私核材料罪等个别犯罪在现实中甚至从未发生，对于此类罪名设置死刑已无实际意义。 　　其中，最为典型的标本是集资诈骗罪。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在金融诈骗罪序列里取消了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却唯独保留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但不少法律学者认为，这几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差无几。且集资诈骗罪的受害群体往往存在谋利动机，本身亦存在过错。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难以认定。仅仅保留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并不合理，必将导致刑罚不平衡的后果。 　　其后，因集资诈骗罪被判死刑的吴英案、曾成杰案先后进入公共视野，引发全社会的激辩。浙江女商人吴英历经从死刑到死缓再到无期徒刑的波折后，终于求得生机。而湖南湘西州吉首市房产开发商曾成杰却远未如此幸运，最终被核准死刑并执行。这一事件，也使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问题进一步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质疑甚至尖锐地提出：集资诈骗罪是民营企业家的“专属死刑罪名”。 　　如此情形下，法律界、工商界要求取消集资诈骗罪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更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签议案，呼吁废除该罪死刑。刑法修正案（九）将集资诈骗罪剔出适用死刑行列，正是顺应民意之举，这场持续经年的社会争议也由此尘埃落定。 　　不过在此次刑法修正过程中，也有异议认为，基于反恐形势日益严峻、暴力抗法事件不断增多等因素，为保持对犯罪者的惩处和震慑，走私武器、弹药罪等罪名仍应保留死刑，不应轻言取消，否则很可能造成放纵犯罪的后果。 　　事实上，取消死刑的相关罪名，还保留了无期徒刑的刑罚，按照立法机关的阐述：“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尤其是，刑法塑造的刑罚结构具有关联性和整体性，仍然可以增强刑罚效果。比如，走私武器、弹药罪虽然取消了死刑适用，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等犯罪仍然保留了死刑，在符合数罪并罚的特定情形下，依然可以适用更为严厉的刑罚。 　　在死刑改革方面，刑法修正案（九）体现“宽”的倾向的又一个重大变化是，进一步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对于死缓执行期间故意犯罪的罪犯，不再按原有规定一律执行死刑，而是“情节恶劣”的才予以执行。 　　这一限定，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监狱现实生态的考量。比如，一些死缓囚犯因遭受牢头狱霸欺凌而反击斗殴甚至防卫过当，对其一律执行死刑并不公平，也不利于充分发挥死缓制度限制、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功效。 　　当然，对于死缓考验期内的故意犯罪，如果因情节未达恶劣程度而未执行死刑的，亦不应轻易放纵，根据修法规定，其“死刑缓期执行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同样体现了宽严相济、合理惩处、严格监督的理念。 　　无论是削减适用死刑罪名，还是提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都彰显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宪法精神，折射了社会文明的理性进步，契合了刑法人道主义的国际潮流。刑法修正案（九）的死刑改革举措，标志着我国刑法进一步摆脱了“重刑主义”“严刑峻法”的单向思维，更多融入了保护人权、敬畏生命的现代刑法理念。这不仅将产生“少杀、慎杀”的立法效应，也将推动刑法最终完成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现代化转型。 　　渐进式废止死刑之路 　　追溯起来，我国刑法所设置的适用死刑罪名，曾经有过极为膨胀的历史记录。 　　1979年制定的刑法，诞生于“文革”浩劫后的法制废墟上，出于恢复社会秩序的需要，已经设立了28个适用死刑罪名。其后，随着变革时期治安形势的变迁和新犯罪形式的出现，立法机关不断出台修改决定或补充规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大量增加适用死刑的罪名，死刑适用范围持续扩大。尤其是1983年后，经过数轮“严打”，适用死刑的罪名一度激增至71个。1997年大修刑法时，由于“严打”思维的历史影响，仍然保留了68个适用死刑的罪名。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十章犯罪中，除了第九章渎职罪外，每一章都“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