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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以1990～2013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Sys-GMM分析方法建立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化、经济开放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且经济增长存在较明显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开放 经济增长 动态面板 　　一、引言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我国原有的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要想继续维持快速增长，就必须探寻新的增长引擎。当前学术界的观点指出，除了深化对外开放和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之外，城市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探讨城市化与经济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开展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钱纳里（1988）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在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分配结构基础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Ciccone（2002）分析了欧洲国家的数据，指出城市化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Henderson（2003）发现城市化进程及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有：王小鲁（ 1999）利用面板模型，分析指出未来城市化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沈坤荣（ 2008）利用VAR模型分析指出城市化通过加快物质和知识资本的集聚， 推动经济增长。闫晓红（2011）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检验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智勇（2014）运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分析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赖明勇和包群（2003）指出外贸依存度指标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詹崇鹤（2013）运用VAR模型分析指出对外贸易是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远军（2015）利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城市化、贸易开放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贸易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空间差异性特征。 　　已有文献从不同分析视角，通过运用不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并得出了关于城市化、经济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许多研究结果，但大都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大部分研究只是对城市化水平或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静态分析，且没有将两者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加以考虑。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把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共同纳入本文的分析模型中，分析它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实证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在省级层面上分析城市化与贸易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变量，解释变量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与此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来控制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偏误和内生性问题。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之前，首先对本文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简要说明。 　　1.被解释变量（PGDP）。现有文献一般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或国民生产总值 （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本文选择PGDP，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PGDP缩减得到实际PGDP。 　　2.解释变量 　　（1）城市化水平（URB）。按照常用方法，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城市化水平。 　　（2）经济开放度（OPEN）。采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开放度。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出的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来测算。 　　3.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HR）：用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来近似估算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STR）：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交通便利程度（TRAN）：用各省的公路和铁路里程密度之和来表示。市场化程度（MARKET）：用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比重来表示。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9个省份1990年―2013年共696个观测数据，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多，重庆市直辖市设立时间晚，因此样本中不包括西藏和重庆并入四川省。其中非农业人口、总人口数据和受教育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剩余的其他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最后，为对数据的波动性进行平滑，降低异方差性和共线性，分析过程中将对PGDP、URB和OPEN等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动态建模的方法，加入PGDP的滞后一期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