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跨境环境损害的防治义务.doc

论国家跨境环境损害的防治义务 全球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任何国家或地区内发生的损害行为都有可能带来全球性的环境影响。事后补救和赔偿措施不能遏制环境进一步恶化，采取措施防止损害发生才是保护环境最理想的方法。从国际环境法产生时起，国际社会就已经认识到环境损害防治措施的重要性，许多国际法文件都对国家防治义务作出规定，如1989年《巴塞尔公约》规定了事先通知和磋商的义务，《里约宣言》将环境预防原则列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委员会在“国家环境损害”制度问题方面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关注环境责任，转变成“预防”和“救济”两方面并重。在国际实践方面，对国家防治义务的承认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审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诉日本“金枪鱼案”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援用预防原则向法庭请求临时措施，法庭虽然判决在新的协定达成之前，捕获量不得超过三国已达成的即有配额，但所有的法官均认为该判决不得解释为预防原则已具有了习惯法的地位。国际法院2010年的“”（Pulp Mills Case）的判决和国际海洋法法庭2011年“”（ITLOS Case No.17）的咨询意见中都讨论了国家预防环境损害的义务。 一、国家防治跨境环境损害的相关理论 国家环境责任的国际法尚未发展成为普遍国际法，国家不愿意承担环境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并促使跨境环境损害赔偿私法化。 （一）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环境污染等许多社会问题都具有明显的全球性冲突的特点，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的冲突，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全球治理的实现依赖于各国政府间的合作、谈判与协调，主张以国际社会整体、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构建治理规则。全球治理理论认为，环境灾难等公共危机不断发生是由于现在的国际法体制以国家为中心造成的，要想解决地球生态系统人类政治组织的冲突，必须以全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坚持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局部利益让位于整体利益原则，限制单个国家主权，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合作，以解决环境危机。 全球治理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全球化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由此引发的环境保护等公共问题，这些公共问题明显“溢出”一国国内管辖事项，全球问题需要国际互助。因此，国际体制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该国际体制要求国家间真诚合作，对主权进行自我限制，兼顾其他国家利益 （二）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各国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主要强调国家对其环境资源的永久主权。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国家主权的行使要受到适当限制，以避免损害国外的环境，即。“特雷尔冶炼厂” （Trail Smelter）案否定国家具有绝对主权。在“科孚海峡”（Corfu Channel case）案国际法院指出“国家疏忽给其他国家造成损害的也违反了‘不损害别国’原则” 在“核试验”案（Nuclear Tests cases）中，国际法院特别强调了是有关环境的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在“乌拉圭纸厂”案，国际法院指出国家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在其管辖下的领土范围内发生损害别国环境的行为。 在《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等国际法律文件 国家环境主权的相对性，不只是单纯地限制国家主权行使，还包含着改善本国环境、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谨慎行事等。国家极义务国家不断改善本国环境，采取步骤减少本国的环境破坏，实可持续发展。不损害外国环境原则进一步引申和深入，即为国家有跨境环境损害的义务。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这就要求国家要打破主权疆域的限制进行合作，特别是在预防环境事故方面，只有各国通力合作，才能真正达到预防损害发生的效果。 （三）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起源于世纪70年代的德国，美国于80年代也开始引入预防原则，在90年代时成为欧盟基本环境政策。同时，预防原则被写进无数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宣言中，其适用的领域也不仅限于环境法。尽管尚未就预防原则的定义达成统一，但目前公认的对预防原则的阐述是《里约宣言》。预防原则是国家的一项责任，它是国家资源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义务的延伸。一国为了做到行使其资源开发主权权时不损害国外环境，必须遵循预防原则。预防原则是亦由“污染者付费原则” 引申而来，污染者付费原则往往伴随着预防政策，目的是限制将来可能赔偿的损失。国际法院1997年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中阐述了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原则。为了更好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当事国在项目建设的一个阶段都连续注意、预测和评价的义务。国家必须履行“对一切”的义务，采取措施避免环境重大损害。预防原则要求国家谨慎行事，采取积极的、预期性的事前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务补救。 预防原则不同于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从尊重国家主权角度出发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