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邪教非法活动的国际法治理.docVIP

论邪教非法活动的国际法治理 黄素梅 ( [摘要]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邪教组织非法活动日趋国际化，各国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进行有效防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利用国际法进行治理。现行国际法律制度中，联合国宪章是治理邪教非法活动的顶层设计，国际人权条约、国际刑法等法律制度是治理的重要依据，但缔结有针对性的治理邪教的国际条约，构建专门的国际治理机构，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将更加有力地打击日趋猖獗的跨国邪教非法活动。 [关键词]邪教非法活动 国际法治理 国际邪教治理条约 一、邪教非法活动的国际化需要国际法的治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的邪教组织有3000多个。自2000年以来，这些邪教组织日趋系统化和邪恶化，其宣扬更具欺骗性，活动方式由公开转为半公开乃至地下。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邪教组织非法活动不仅日趋猖獗，而且向亚、非、拉美等国家进行扩张。许多邪教组织不仅限于在本土范围内开展非法活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机会，加强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渗透，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呈现出跨国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面对日益猖獗的邪教非法活动，各国纷纷完善相关法律、制订新的立法为打击邪教提供法律依据。如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日本、韩国等纷纷修改、设立反邪教有关法律制度。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坚决打击邪教组织非法活动，严惩邪教头目和骨干分子；建立健全反邪教专职常设机构，加强对邪教活动的研究、监控、限制和防范；动员社会舆论揭露邪教非法活动的危害，增强国民对邪教组织非法活动的免疫力，发动各界力量抵制邪教；各国国内公众亦强烈呼吁抵制、取缔邪教组织，自动组织起来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如反对人民圣殿教的“有关亲属委员会”、反对上帝之子的“把我们的子女从上帝之子会解放出来的父母委员会”、反对奥姆真理教的“居民与自治体间的联络会”等与邪教做斗争。 虽然各国通过法律手段结合民间治理，对邪教组织非法活动的治理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邪教组织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致使跨国邪教非法活动此起彼伏，邪教组织跨国犯罪现象日趋增多，其反人类、反社会的本质日益凸显出来，邪教非法活动给国际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如何有效治理邪教组织非法活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各国如果仅在国内层面单独治理，以求达成有效目的，是不太乐观的。因为各国对邪教的判断标准不一，导致对邪教认定存在分歧，从而对邪教非法活动打击不力。 在世界各国的邪教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抵制邪教的进一步蔓延已成为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 上述有关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属于思想领域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应予以尊重和保护；但是，这种思想上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以某种外部形式表现于外，则属于宗教表示或者说宗教行为，从而进入了法律调控领域，并非绝对自由了，也就是说，一旦宗教信仰自由外部化，无论是集会、结社、游行还是宣扬、鼓动或其他外部行为都是受国际人权条约所约束的。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九条谈及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第二十条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第二十一条规定：“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结社自由进行了规定：“除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 《欧洲人权公约》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表示个人对宗教或者信仰的自由仅仅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以及基于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考虑，为了保护公共秩序、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施以的必需的限制。行使上述各项自由，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这些约束是基于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者公共安全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者犯罪，保护健康或者道德，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或者权利，为了防止秘密收到的情报的泄漏，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