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酒桌文化的演变.docVIP

国人酒桌文化的演变 接近年关，各种酒局恐怕是每个成年人都要面对的难关。 劝酒本身是一种礼仪，但是在历史中，不乏礼仪变质成为与利益相关工具，敬酒不喝就是不给面子，喝了不知道回敬也是不懂人情世故。这种酒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强制与胁迫何时产生，又是如何蔓延到全国的？ 酒的文化本身纯粹，然而劝酒文化却另含目的。 劝酒与逼酒 历史久远的文化现象 与酒文化一样久远的是劝酒文化。中国古代的餐饮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交功能，所以延宕的时间较长。唐代的宴会一般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黄昏，算来不下七八个小时。清朝时期，很多公家埋单的宴会甚至持续三五天，这些既是社交活动，也是政治活动。贯穿宴饮活动的，除了丝竹歌舞外，就是酒。中国早期的劝酒风气源自各种持续时间很长的宴会。一顿饭吃这么长时间，话题必然枯竭，干喝也无趣，于是便发明了各式各样的劝酒技巧。 严格地说，劝酒源于敬酒，而敬酒是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俗。敬酒是有社会等级区分的，臣敬君，子敬父，弟敬兄，下级敬上级，晚辈敬长辈等。敬酒首先是下对上的互动，相对没有强制性。但，上对下的互动，可称作回敬，也可以是主动敬，就有了极大的强制性。最早的劝酒多来自上对下的敬酒。尤其是从家过度到国，这种伦理慢慢变成了政治强制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政治语境下的强制性劝酒案例，有些妙趣横生，但也有很多案例异常残忍，让人毛骨悚然。 《三国演义》里的张飞就是十足的酒鬼。自己喜欢喝酒，更喜欢劝酒。每次召集军官喝酒，都要大家一口闷。谁不喝，就打谁一百军棍。下属曹豹不会喝酒，张飞大怒，要打他一百军棍。众人求情，张飞才抽他五十鞭子了事。 如果说张飞、刘表的劝酒更多属于个人行为，而曹操、孙权等人的劝酒就有了很强的政治含义。据《三国志》记载，张绣投降曹操后，曹操很高兴，开宴会请大家喝酒。曹操在前面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随其后。曹操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向谁行礼。那架势的潜台词是：“你喝不喝？不喝爷爷砍了你”。相比曹操，孙权也没好哪儿去。在一次宴会上，孙权逼大家喝酒。虞翻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的时候，他爬起来就要溜。孙权大怒，拔剑就砍，要不是身边人拉住，虞翻的脑袋就落地了。 酒可以是政治液体 常为政治统治的道具 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道具之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很大。后来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与规定是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所以，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叫做“酒类专卖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中国会有“国酒”“国宴用酒”等专称。 其实，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集权的君主政体下，权力高度集中，得到权力的一方极为恐惧失去权力，于是便编制了各种礼仪，举办各种活动，以便维护自己地位的正统与神圣。 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酒的这个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消费品，所以酒文化一开始就与政治相融合。饮酒礼仪的庄严，形式的高雅，场面的庄重，都成了政治的道具。从后期演化出来的酒器可以看出，形状大小无不象征着权威。 酒文化的扩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慢慢自上而下渗透。统治集团形成的政治性酒文化慢慢向社会各阶层蔓延，影响深远。从最初的政治统治道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 宗法与权力 高度异化的人际情感 宗法社会下，每个人在家中、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以等级来区分，社会上并没有平等的大多数。所有不对等的关系之间一旦互动，就会产生强制性。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都是这样。 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以及严格的长幼尊卑，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其中隐含着当事人对食物占有的顺序、数量、权力的多寡等。在家庭中坐错位置，是极为严重的失礼行为。很多人在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