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广州个展争论及其原因分析.docVIP

1937年徐悲鸿广州个展争论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广东作为清朝唯一对外交流的窗口，使其对西方的了解超前于其他地区。近半个世纪西方艺术积淀的广东人更容易接受现代艺术，这种地域之差导致的经验之差，让同一时代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而当他们碰到了一起，争论在所难免。1937年5月22日徐悲鸿在受广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广州市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个展，展览引发了广东艺术家和徐悲鸿的争论。本文试图围绕这次争论发表的文章，理清这次论战的来龙去脉和各方观点。将徐悲鸿和梁锡鸿等广东艺术家对比得出导致本次争论的原因。 　　关键词：徐悲鸿;民国美术;写生主义;广州美术 　　一、引言 　　1937年徐悲鸿陆续于香港、广州、长沙举办了三个个展。5月11日个展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举办，展览5月19日结束，紧接着就得到广东神其中香港、长沙二地个展并没有产生很大的争论。而在1937年5月11日在广州市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徐悲鸿个展却受到了质疑，发生了小规模的论战。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种争论以及为什么对徐悲鸿“只许官兵放水，不许百姓点灯”如此严重的批评？ 　　二、1937年徐悲鸿广州个展及争论 　　1.各方争论观点： 　　《对我国近代艺术的意见》是徐悲鸿在香港个展开幕式结束之后，接受香港《工商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当记者问起徐对中国当下艺术现状时，徐举中国从古到今的艺术创作为例，觉得艺术脱离了生活，没有和社会发生关联，认为我国的艺术只意味求美，放弃了真和善，只求艺术的欣赏、愉悦功能。到了元朝，异族的统治使得汉族知识分子郁郁而不得志，仕途屡屡受挫，山水画成为艺术家心中向往的桃花源，绘画成为士大夫逃避责任和心灵的寄托，元朝之后文人画兴起。对社会的逃避，绘画也不再是唐朝张彦远所说的“成教化，助人伦”，没有了教育作用。第二日（5月12日）《工商日报》上发表徐悲鸿关于“我对我国近代艺术的意见”文章：认为整个广东只有苏六朋一个人将广东人的精神表现出来，而其他的都“与实际生活毫没关系，而流为贵族化”。 　　对于任真汉的评论，时任香港艺术研究社社长的陈福善在5月16日的香港《工商日报》上发表题为《徐悲鸿画展》的文章进行回应。文章对展览的作品只进行了形式上的分析，比如说徐悲鸿，尽量用西方艺术的技法去表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绘画（对于裸体的表现）;《西天日山老殿》则是用西方的布局习惯进行构图等等，都是一些笼统的评论，并没有涉及到徐悲鸿关于“艺术与现实生活的相关联”问题。 　　在广州个展最后一天（5月29日），林墉撰写了《评徐悲鸿个展》一文，在评论徐创作于1928年，以《史记?田丹列传》中的农民起义领袖田横手下忠心的500名士兵为他送别的情景为题材的《田横五百士》时，批徐悲鸿用文字对画进行说明，使其失去了本身的艺术价值，并且不能让观众清楚的看出谁是田横。甚至在造型上，人物的身体比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描绘伯乐相马的《九方皋》一画时，同样是觉得徐“以字明义”，人和马的比例处理上不恰当。林墉对这两幅作品批评，直指徐的造型能力。在第二天（6月1日）的广东《美术杂志》发表了《评徐悲鸿个展》《质问徐悲鸿》等文章，对徐悲鸿前几天所说直苏六朋以来再没有一个能表现出广东人的精神面貌的艺术家进行回应。徐悲鸿的作品更像用传统写实手法描绘常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新古典主义绘画。文末梁希望徐不要将艺术的范围看的那么小，只局限于一个艺术风格或者艺术流派。而应该让艺术更自由，全面的发展，使艺术有更多种的发展可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主义（个性）”，而不要局限自己的艺术视角，最终走向艺术的坟墓。 　　6月1日在徐悲鸿《美术杂志》发表了《敬致辱教诸君》来回应对广东艺术家的质疑。文章开题徐就提出艺术有两个意图，一个是“造物”，另一“生活”。 这样的艺术不是不寻求美，只是更多的偏向“善”的表达。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在内忧外患，外族入侵，东西文化激烈碰撞。随时面临着国破族灭的危险，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式。艺术家更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服务社会，通过艺术的公共舆论作用来改造社会。因此徐悲鸿大力提倡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写实主义，希望通过美术来制造公共舆论以此来对社会产生影响，改造社会。 　　整个争论到这里，似乎在这样面临着国破族灭的社会背景之下，徐悲鸿的艺术主张更能符合当下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以梁锡鸿等为代表的广东艺术家的主张则显的无力。但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忽略了，对于徐悲鸿的观点，在当时国破族灭的危险之下，一个有担当的中国人都会有着和徐悲鸿相同的观点。那对于当时曾留学海外的梁锡鸿等人也必然会有这份的社会责任。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以梁锡鸿为代表的广东艺术家却没有选择与徐悲鸿相同的艺术主张。前文我们也提到1937年徐悲鸿举办了香港、广州、长沙三场个展，唯独香港、广州的个展引起了此区域人的质疑，而长沙则没有。这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