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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文艺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高斌（1989-），山东泗水人，南开大学在读硕士，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研究方向：先唐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 　　摘要：《墨子》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重实用的倾向及重利重义的侠义精神，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透过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潜移默化产生的。《墨子》文艺思想观念的反映，不是单纯理论性的直接表述，而是透过其重要的思想理论反映出来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艺术观念，这种影响表现为墨家思想因子的渗入。 　　关键词：现实性；三表法；实用；重利重义 　　韩非子将墨家与儒家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墨子所开创的墨家学派是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代表，反贵族化特征明显。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论》中所说：“中国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某些思想特征，是空前绝后地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在墨子此人或此书中的（不包括墨辨）。”[1]至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墨家思想就被从社会主导思想中排挤下来，不被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承认。但墨家思想却一直在社会中下层中延续，墨家思想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尤其在唐以后，属于社会中下层的市民阶层日趋壮大，与之相适应的通俗文学日渐兴盛，墨家思想对文学思想领域的渗透日益显现。 　　现今学界对《墨子》的研究，受墨子重质尚用观念的影响，认为墨子是反文学的，所以对《墨子》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墨子》五十三篇的文学艺术价值上，而忽视了墨子思想中对后世文学思想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总体上看来《墨子》全书所体现出的思想是重质尚用，反文学的，但书中的很多思想却影响了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对一些作家创作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墨子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影响后世文学思想发展的因子，这正是《墨子》对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所在。下文将从三部分逐一探讨。 　　一、三表法中文学现实性精神的体现 　　《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法，是墨家思想中衡量得失利弊的一个重要标准。它反映了墨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站在社会中下层人民利益的角度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纵观《墨子》全书，从百姓和国家利益出发阐述思想主张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性精神，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基础。 　　墨子三表法出自于《非命篇》： 　　“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2]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3] 　　“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4] 　　三篇中对三表法的表述略有差异，但总体归结起来就可以看出墨家考察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即是否与古之圣王之意相符，是否源于百姓耳目之实，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考察古之圣王之意，是墨家尊天事鬼思想的反映，也是先秦尊古崇古思想的一种表现。而后两个标准，从国家百姓之利出发，发为言谈，则反映出墨子思想中的现实性精神，尤其强调言谈之所出，要从社会现实出发。三法所指的对象是言谈，但实则也是墨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墨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尚贤中》篇所讲：“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尚贤之为说，而不可不察此者也。”[5]。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考察其是否利于国家百姓，重视国家百姓之利，此即为政事之本。在《非攻》、《节葬》等篇章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思想基础都与三表法表述的意思类似。由此可以看出来，墨子将国家百姓之利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精神在墨子思想中体现明显，在《贵义篇》中他将三表法的标准扩展到一言一行，“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6]。这种对百姓利益的重视，成为墨子思想体系中现实性精神的重要体现。 　　重视百姓之利，是墨子思想体系中反贵族化的重要表现，这种思想文艺化的一种体现就是文学创作中的现实性精神。这种重视百姓利益的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尤其是在社会处于战乱、民不聊生的历史时期，反映民生疾苦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这些作品构成了文学思想史上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