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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腐败的时候 　　看看发达国家的历史就知道，腐败总是在现代化转型时最严重。 　　“打虎灭蝇”以来，中国的反腐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公众对腐败现象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政治腐败有它自身的规律。最简单的规律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对腐败完全免疫，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的确，纵观天下会发现，就算是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腐败十分猖獗的时期――同时也是国家处于现代化转型的时期。 　　美国――分赃之国 　　19世纪是美国政治最腐败的时期。在这之前，美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开支有限，对官员行为的约束虽然主要靠道德自律，但因为受到的诱惑较少，所以政治风气一直较为清廉。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大量欧洲移民涌入美国，促进了全国性政党的发展，而他们笼络人心、招兵买马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推行“分赃制”――由胜选的党派来任命各级官员。推行这一策略的后果，有点类似于古代中国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每个政党上台后，其任命的各级官员都会像蝗虫一样大肆敛财。林肯总统曾说：“分赃制对共和国的危险可以比叛乱还大。”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快速进行工业化，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腐败现象进入高发期。 　　美国的政坛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持续了约一百年，在这期间，作为对腐败之风的反弹，发端于共和党的自由主义改革，以及城市中产阶级领导的进步主义运动得到发展。 　　随着文官制的确立、法治的健全和媒体独立性的增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腐败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直到1921年，美国政坛仍然曝出它历史上最大的贪腐事件之一：内政部长同海军部长合谋，收受贿赂，把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油田的钻井权与两位百万富翁私下授受。 　　90年后的2011年，美国还曝出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合同招投标欺诈与贿赂案：一群联邦合同招投标官员和陆军项目经理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军方合同非法承包给“关系户”，然后拿回扣，五年时间内侵吞了3000多万美元公款。 　　日本――金权政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官商勾结十分普遍。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这四大财阀，都是靠着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才得到种种特权，进入其他企业无法进入的行业。财阀既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商业经营的特权，自然也要为政治家、政客提供资金回馈，同时，财阀也通过这种方式，深度介入日本政治，影响决策。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财阀就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基层行政系统清廉度较高的国家，其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世界闻名。即使在历史上，我们似乎也很少会将日本与贪腐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进入7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治家腐败丑闻也开始密集发生。70年代，发生洛克希德案，80年代，发生战后日本最大的政治丑闻――新生宇宙公司案，90年代，发生佐川急便案，均是日本政治家接受大公司政治贿赂的丑闻，都震撼日本政坛。战后日本政要腐败发生频率之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实为罕见。 　　英国――腐败鼻祖 　　英国在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政坛也充斥着腐败现象，甚至因此被称为现代政治腐败的鼻祖。 　　自1688年“光荣革命”一直到18世纪末，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坛的游戏规则是“官职恩赐制”，买官卖官是公开常见的现象。这可以视作“光荣革命”的一个政治后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在这种风气下，首相格伦维尔将掌玺处秘书的职位预定给他4岁的亲戚也就不足为奇了。 　　1759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在英国考察后，感叹道：“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席位也成了商品，17世纪末时，一个议席只有几镑到几十镑，到18世纪末涨到2000镑。1807年，约克郡的一个议席卖到了10万镑。 　　对于英国议会选举腐败，恩格斯曾说过：这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不是靠贿赂而是由选民自由地选出来的，贿赂的规模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城市代表的席位完全公开拍卖，谁出的价钱高，就卖给谁，这些俱乐部就像做生意一样地进行交易，你出多少英镑，就保证给你一个什么位置。 　　英国政府控制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层极其腐败，他们利用特许权和垄断权假公济私、牟取暴利，被当时的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曾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揭露过东印度公司的种种丑行。 　　1854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暴露了政治腐败给国家留下的恶果，引起公愤，改革终于被迫启动。到英国建立了公务员制度，1889年，英国颁布了首部反腐败法，即《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又分别于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