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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华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矛盾 　　摘 要：余华关注于文明遮挡下的原始人性，通过零度感情的笔触对暴力和死亡的描写，反映了生存的荒诞性和生命的坚韧，折射出人性的种种可能，本文通过弗洛姆的人性理论对余华作品中呈现的原生态人性进行分析梳理，以新的视角，由人性切入，对余华作品进行重新审视。 　　关键词：余华; 弗洛姆; 人性 　　余华无疑是当代文坛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他作品的讨论也从未停止。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离不开作者的苦心孤诣。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作品展现出了人类之间共有的通性，即人的本性，因而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余华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暴力和欲望的书写展现出剥离了社会理性后的原始理性，即那些被社会文明所遮挡，又被我们忽视了的更为原始的人性。为了系统的分析余华作品中的原生态人性，本文以弗洛姆的人性理论为框架，对余华笔下世界里展现的人性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余华作品中的三种生存困境对人性的影响。通过系统梳理，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余华作品中的世界和人性的诸多可能，以期对现实的存在有所裨益。 　　余华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 。”[1]这种疼痛带给我们的是警示更是安慰。一方面，余华将民族的疼痛内化到作品中，通过一定的夸张叙事，使读者在毫无防备之时，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疼痛。而造成这种疼痛的人性，虽然是退化的人性，但它会在外部环境的激发下随时出现，当我们真正理解这种疼痛时也就深刻理解了爱的意义。另一方面，余华作品所写出的是扯去文明外衣后的生命的真实。余华之所以用冷静的让人害怕的视角描写大量非理性的暴力和死亡，就是为了让这些能更迅速地带领读者抵达生命的真实。使人理解自己，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我们不应只看到针缝密布的暴力和死亡，更应该去理解这些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性诸状。 　　人性囚笼 　　人从一开始便具有合乎逻辑的原始理性，而后人在自己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又发展出了一套社会理性。当一个原始人到达现代社会必然会被我们当作疯子，甚至怪物一般的存在。但值得讽刺的是，疯子所遵循的原始理性远比我们所奉行的社会理性更为坚固，当文明暂时退后时，指导我们的正是原始理性，即原生态人性。 　　弗洛姆部分吸收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的人性观念，构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既不是单纯的社会影子，可以被任意地驯化。也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人是种种生理欲望的总和，是一个被社会抑制的原始野兽。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就是开放性和规定性的矛盾体。人的开放适应性要求他不断地追求和建立更好的生存条件，人的规定性又要求他不能为适应外部条件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否则便会产生了人的异化，人不为人。”[2] 　　弗洛姆认为人性的矛盾性基于三种最基本的生存矛盾。这三种矛盾分别是生与死的矛盾，自我实现与生命有限的矛盾，独立人格与孤独感的矛盾。它造成了三种基本的生存困境，史铁生曾论述过这三种生存困境：“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3]在死的归途中恐惧活着，在追逐欲望中痛苦活着，在独立思考中孤独活着，这三种无法解决的生存困境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孤独困境。 　　（一）生死天定的困境 　　首先是生与死的矛盾，存在主义者巴雷特这样描述人的生存状态：“我们没有挑选父母。我们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带着一定的遗传结构，被我们的父母养出来――而且必须按照这一切去过我们的生活。因此，人生的起点就像掷色子一样它的偶然性深深植根于一些无法逃避的事实中。”[4] 　　生与死的矛盾是不可避免又无法解决的矛盾，对待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人类创造出多种繁复的意识形态进行调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灵魂不朽，生死轮回的观念。它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使人们摆脱突然被扔到这世上又突然被终结的无力感，人类依赖于这种安慰，又不可避免的沦为自己创造出的意识形态的奴隶。 　　《在细雨中呼喊》全文都弥漫着孤独的人对于不确定的生活的恐惧和不安，而这也正是作者抓住的人性中最为脆弱的部分：生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使人类如同乘坐在死亡瀑布的小舟上，在恐惧中挣扎。 　　主人公“我”的出生，源于父亲的一次偶然欲望，此后，“我”又被送到新的家庭里，在新的家庭中“我”也只是被王立强夫妇当做宠物一般的存在，而后当新家庭破碎，再次回到南门时，“我”再也无法融入以前的家庭。苏宇的死是偶然的，苏宇的死也是必然的，因为一次青春期的冲动，苏宇被劳教一年，归来的他其实和孙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