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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实力的胜利 　　从古巴导弹危机看国际军事危机管理（下） 　　充分运用外交手段，同时注意与对方保持多层次、不同渠道的接触 在我们通常的认识中，国与国之间的接触基本上都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的――这种认识多半来源于新闻报道中关于事件当事方进行外交接触的报道。但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事实告诉我们，除了正式的可以公开的外交途径外，还存在着各种在当时不能公开、处于各个层次上的正式和非正式或官方和非官方的接触渠道。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进行了大量的信件往来。按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差不多每天都同赫鲁晓夫有信件往来”。当然，这是指在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将危机情况公开之后。而这些信件的往来基本上都是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进行的。也就是说，通常是经过外交部门或正式的广播转交或通知对方国家元首的。比如，美国在第一时间通知苏联自己已经得知在古巴有核导弹和将进行封锁的消息，就是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进行的。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有7个小时的时差，这就使得外交接触变得很复杂。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福伊?科勒，受命要将肯尼迪总统的电视演说文本和致赫鲁晓夫的信件在总统进行电视演说之前一小时送出，也就是要在华盛顿时间10月22日18时送出。提前一小时，是因为从苏联外交部门送到赫鲁晓夫手中也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却是莫斯科时间23日凌晨1时。科勒首先要确定这个时间是否有一位苏联负责官员可以在场并接收文件。按科勒的说法，苏联外交部门的处理速度总是跟不上事态发展的速度。 　　26日那封信，即赫鲁晓夫同意撤除导弹的第一封信，也是通过外交渠道转交的。但是，这一次的程序完全不同以往。以前通常是苏联外交部通知美国大使馆到外交部去领取相关文件，而这次却是由一位苏联外交部美国司的官员将文件送到美国大使馆的。这位官员于当天17时有点儿气喘吁吁地赶到美国大使馆，一边交接文件一边为文件最后一页没有盖公章而道歉，说是来不及到部里去盖章。这封信虽然不够正式，但它的及时出现使得导弹危机得到了降温。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也就是提高价码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除导弹的那封信，一开始并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转交，而是以广播的形式由电台宣布的，随后又通过外交渠道转来了正式文件。美国方面对于苏联的答复（即只回复第一封信中的建议，而不理会第二封信中的建议）则是通过外交途径转交的。这样正式的文件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正面回应，最终解决了这次危机。 　　除了正式的外交渠道或广播方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还充分利用了非正式的，甚至是非官方的渠道进行接触。就在美国发现古巴部署有核导弹的第二天，10月17日，赫鲁晓夫就通过塔斯社驻华盛顿记者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将一封信交给了罗伯特?肯尼迪，信中保证不会在古巴部署能袭击美国的导弹。这种秘密渠道被约翰?纽豪斯称为“后门”。当危机发展到高潮时，双方领导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赫鲁晓夫开始试探美国方面结束危机的条件，这样的试探通常不能通过公开的外交渠道进行。他派出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福明与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负责采访国务院消息的记者约翰?斯卡拉，于10月26日下午进行了接触。苏联方面选择斯卡拉作为接触对象，或者说是消息传递者是有原因的。斯卡拉是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却负责采访国务院的消息，具有和国务院人员接触的条件和能力。让大使馆参赞与美方记者接触的消息一旦传扬出去，或者提出的条件遭到美国的拒绝，那么赫鲁晓夫完全可以否认存在这次接触，或者将其说成是一次外交人员私自进行的非官方接触，从而避免遭到国内强硬派的指责。而负责接触斯卡拉的福明也是大有来头，他的身份虽然只是大使馆参赞，但却一般被美国方面认为是苏联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这样的身份很容易让美国方面认识到，其传递的消息来自苏联最高决策层。 　　在影片《13天》中，奥唐奈还对福明的身份和经历进行了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福明与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期间认识，因此判断他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从而确定了消息来自于苏联最高层。福明见到斯卡拉后，试探性地提出是否可能以答应撤除导弹并保证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斯卡拉将这个建议转告给了国务卿腊斯克，并由后者引荐给肯尼迪总统。肯尼迪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将其作为解决办法的基础完全可以接受。他就让斯卡拉转告福明，说斯卡拉“已经从政府最高当局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暗示可以接受这一条件。在这种秘密接触的情况下，肯尼迪也不愿意明说自己接受这一条件，因此显得有些含糊其辞。今天的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测，福明从斯卡拉那里得到回复后迅速转告了赫鲁晓夫，这才有了26日晚上赫鲁晓夫那封同意撤除导弹的信――也许这封信已经写好，就等福明确认美方接受信中条件后发出。这封信并非是正式的外交文书，而是一封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私人信函，由赫鲁晓夫个人亲自写的。 　　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