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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欧洲从管理主义城市管制到企业主义城市管治 　　从“管理”到“治理”，从“管制”到“管治”，“治”不仅包含着极具弹性的多元化因素，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政治体制的变革。在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空间、经济与政治结构因“治”的推进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不少学者将这种改变称为规模重构、结构重构或重新定向，同时也标志着城市从管理主义的城市管制转向企业主义的城市管治。 　　本文首先从理论角度出发，分别介绍管理主义时期与企业主义时期的城市特性，以及随之而来城市转型期对国家所带来的冲击，最后以“欧洲心脏”布鲁塞尔为例，阐述其在欧盟的不断“入侵”下所带来的城市变迁及存在的矛盾冲突。 　　一、管理主义城市管制 　　城市管理主义概念的雏形最早可追溯到Ray Pahl（1970）在《谁的城市？》中所提及的关于城市社会及空间结构的约束理念。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明确用到“城市管理主义”这个表达方式，但将城市的发展局限于一种约束，实则已隐射出城市在管理主义时期所具有的政府管制、制度约束等特性。在William（1978，p236）的研究中，城市管理主义的自然性是与特定权力间所存在的关系及与城市属性、经济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联系，其重点性在于它的政治表述；学者Leonard也指出，城市管理主义与那些掌控资源和设施且对其具有分配能力的机构和官员是极其相关的。 　　明确地说，在管理主义时期下所管制的城市，局限或束缚于一种强而有力、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其财富的获取大多通过国家层面的资源分配，旨在提高该地区人民的生活福利。在该体制下，创新、多元化群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非常有限。 　　二、企业主义城市管治 　　1960年，去工业化活动将欧洲众多工业城市推向后工业时代。随后的经济萧瑟更是在此基础上造成大量人员失业及各国财政压力。为拯救萎靡中的城市，欧洲各国开始摒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福利分配模式，转而采用从国际贸易市场吸引自由资本以发展地方经济的城市治理策略。相比管理主义时期以地方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为宗旨的城市发展制度，企业主义下的城市治理则更倾向于推动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先前的政府寡头管理逐步被多元主体治理取代，界限分明的公私两部分也因合作衍生出新的公私伙伴关系。城市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在整个国体框架下蓬勃发展，甚至跃出地域性的界限，置身国际平台以吸引全球性流动资本。 　　Harvey（1989）表示，让城市成为企业主义治理有四种策略：一是生产；二是消费；三是控制；四是分配，这四方面也是城市治理的特性。例如，Brenner就曾描述说，企业主义的城市涉及维度较多，一方面他们有相应属于城市生产基地的工业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在空间维度上发挥作用的控制能力。去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很多城市，正是通过提供多种对于跨国界生产前提的服务如交通、办公楼和人力来获取控制作用，促使衰败的经济得以复兴。 　　城市，在跃出本国地域界限成为世界城市的同时，开始取代国家在全球经济平台上作为资本增长点的角色。拥有不同经济消费、控制或生产能力的城市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张层次分明的城市体系网。正如Lizieri（2009）所述，基于Wallerstein世界体系的核心思想，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著名世界城毫无疑问地占据了这张世界城市网的核心位置；多伦多、迈阿密等城市则位居其二；其他的例如新加坡、香港等则处于该网络的边缘。然而，在城市跨越出国家这个范畴的同时，不少全球性的元素相继涌入。例如，跨国公司及相关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选址将带动新一轮资本的流动，使地区间的自由资本得到重新分配。 　　三、城市转型下国家政体重构论述 　　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它不仅拥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利，还容纳了一系列形色各异的行政机构及社会组织。在管理主义时期，国家成为资本积累最好的竞技平台，同时也是各种资源、设施及社会福利分配的主要决策者。不同的政策将衍生不同的政体管理系统、社会阶层结构及人民权利限度等。然而，自1960年后期爆发福特危机后，原本在国家层面的集中权限被分散化，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跃升，例如国家到欧盟；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交付，例如国家下放权限到地方。因此，去工业化时期国家层面的权限力度相对管理主义时期是非常有限的。这促使不少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层面的权力已经被空心化、弱化甚至死亡，其主要理论依据为零和理论，即城市在权力上的崛起是以国家权力的衰败为代价。 　　当然，不少学者也秉持相反观点，如Brenner（2009）和Uitermark（2002）就更倾向于用国家规模或结构重构来代替国家权限的被腐蚀状态。尽管Brenner（2009）承认城市从管制到管治的转变将会使国家在全球资产及劳力控制和管理能力上有所减弱，但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