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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的政治行为看当代社会的亚财政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上对亚财政的理解出发，分析当代社会企业的政治策略和行为的表现形式，并结合实际分析企业政治行为的延展性表现，即以关系网现象为代表的外部政治行为和以广义“办公室政治”为代表的内部政治行为。接下来从经济学动因、制度空间和成本动因三方面分析企业政治行为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动力。文章最后预测企业政治要想在未来保持发展，必须从“亚财政”的层次提升至规范的“财政和战略”的高度。 关键词：企业 政治行为 亚财政 动因 对亚财政的理解 洪振快在《亚财政》中讲到：“所谓‘亚财政’，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一种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的历史现象。之所以认为它是‘亚财政’，是因为它的三个特点：已经普遍化、制度化，而非个人的、个别的行为；尽管已制度化，但却不是正式的制度，并不被国家认可；它和国家正式的财政制度如影随形，相伴而生。”由于亚财政涉及到官吏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利益，有时会比正式制度更得到重视，这样国家正式财政就给亚财政让道，甚至被其凌驾于自己之上。 亚财政是一种关于财富的政治。“财”是财富，“政”是政治。所以“财政”就是关于财富的政治。中国历史上的亚财政制度，是一种非正常财富的政治，它的存在扭曲了正式的财政，并导致社会中“潜规则”的盛行。 企业的政治行为―亚财政的表现形式 西方学术界把企业政治行为定义为任何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者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它不是指政府的政策法规出台后的企业被动反应，而是企业主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企业的政治行为通常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获取更好的税收政策、贷款政策等政治环境。 在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说明了每个经济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历史是有利益关联的历史主体采用不同的策略进而获益的博弈过程。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的主体，特别是有法人地位的财务主体，其首要目标就是提高企业的价值，实现经济利益。企业通过资本预算、筹资和投资决策、日常生产销售等控制措施和手段以实现其经济目标。但是，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经济与政治已密不可分，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贴上“政治理财”的标签。从现实状况看，企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策略已经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企业的政治行为主要表现在与政府的相互关系上。企业通常重视政商关系，并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影响政府的行为及政策的制定，从而实现企业与政府的资源整合与共享，最终借助政府的力量实现企业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制度尚不完善的当代社会，企业的某种政治身份甚至能成为其获取利益的法律保护伞。 企业家参政是企业家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陈钊、陆铭的《权势与企业家参政议政》研究发现：来自规模大、历史悠久企业的、年长的企业家更可能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企业家的政治面貌如果是民主党派通常比共产党员具有更高的参政概率；企业家父母的领导干部身份使其更可能参政。 企业政治行为另一种常见形式是与企业的组织机构相匹配的企业驻各地的办事处。这种机构在完成当地子公司的日常业务外，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企业与各地政府沟通的平台，是一种法定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可称之为“潜沟通”。它实质上是企业利益与当地政府博弈的结果。 目前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是股份制有限公司。财务与会计政治关联的近期研究发现，公司总有几位股东具有当地政府职员的身份，以协助解决公司在当地遇到的各种冲突和问题，抑或提高运行效率。 企业的政治行为分为规范的、灰色的和不规范的三个方面。企业应建立日常的政治规范来约束其政治行为，提高其政治经验，进而应付变化的政治环境，并尽量控制政治腐败和商业贿赂的产生。从本质上讲，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而相互斗争和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的过程。各利益群体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各自目标的这一动机便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政治腐败和商业贿赂。因此，企业要发挥其规范的政治行为，避免灰色的和不规范的政治腐败和商业贿赂，才是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正道。 企业政治行为的延伸性 作为亚财政表现形式之一的企业政治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和利在某种条件下进行转换的过程。因此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并由此滋生出社会上的圈子行为以及企业内部谋求权利的“办公室政治”现象。 （一）企业外部政治行为：社会的圈子和关系网现象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种圈子动物，但不同的人圈子的大小不同，不同圈子拥有的能量不同。某一特定的圈子都由一定的连接纽带维持其发展，比如官场就是以权利为媒介，商场以经济利益为媒介。《亚财政》一书中总结出：在帝国时代要想发大财，除了当官就是与官吏勾结而得到经济特权，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这也就解释了中国的部分商人很大程度上不是靠真正意义的开拓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