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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国学 谋幸福（下） 　　（接上期） 　　 三、“中”与幸福 　　 智慧是幸福之源，古今中外人们的大智慧，大都包含有“中”的因素。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汇集而成的智慧之河，“执中”思想源远流长。据传说，舜承继大位时，对尧做出“执中”的应允，即“允执其中”。孔子说：“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则斯以为舜乎！”;“回（颜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我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尧舜禹三代授受权力均以保持中正之道为“心传”和“法宝”，在尧舜看来，只有具备中庸正直的德行才能治理好天下。为使“尚中之德”传至千秋万代，后世把“中”字用于国名，经过数千年传至今天，这既是远古先贤的智慧，也是历朝历代安邦治国者将“中”字作为国家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古代曾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唐律名例疏义释义》），“中”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高度抽象。尚中、贵中、行中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中道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可持续发展之大道。 　　 长期以来，儒家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这种高尚追求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正因为有理想主义才值得长期追求。“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物与物、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使之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毛主席曾说，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儒家认为，修养越高的人越能做到中庸，“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从大量成功人士的处世哲学和所作所为看，中庸既是基本的思想方法，也是做事的重要原则和艺术。在儒家看来，中庸思想一是追求“恰到好处”，凡事尤其是大事，都要坚持中道原则，“过犹不及”;二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合同论”思想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并正确对待多元的差异性，又努力找到多元的同一性并将其聚合起来寻求共赢。对“中庸”不能理解为无原则的“和稀泥”、“好好先生”、“半斤八两”、“各打五十大板”等意思。孔子说“乡原，德之贼也”，“乡原”就是指所谓的“老好人”。“中庸”的“中”是指不走极端、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庸”的意思是实实在在、不说过头话、不哗众取宠，行之有效。先秦儒学大家孔子、孟子、荀子等的学说，既针对现实问题，又有理想主义成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庸。没有理想主义就没有前瞻性，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可行性，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进行平衡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与平衡有相近之意。无论做什么事，既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与平衡就是中庸。孔子提倡，做人要“仁”，治学要“乐”，做事要“权”，“权”就是权衡，即通过对多元因素反复考量，统筹兼顾多方面并找到结合点和平衡点就是中庸。 　　 中庸理念是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核心，几千年来已经潜移默化到人们的心目中。比如在山东省的方言中，对人和物经常用“中用”这个词，讲“中用”就是说可用、好用，讲“不中用”就是说不能用或不好用。再如河南省方言“中”字的出现概率很高，讲“中”就意味着“OK”、可以。 　　 “中庸”意味着“无过无不及”，即时机适宜、方式适当、分寸适度，关键是一个“适”字，贵在适中。所谓“过错”，就是指把事情做过了就出错。真理跨过一步可能就变成谬误。通常说的“知过”就是知道自己的“不中”之处，“改过”就是用“中庸”之道纠正“过错”。 　　 “中庸”思想与辩证法“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论”有相近之意。“执中”的“中”，不是两点之间的几何中点，而是离“重点”稍近一些、离“非重点”稍远一些的“黄金平衡点”。有的人讲某种做法“如何如何都不过分”，这种说法虽可强调某种意思，但从哲学意义上说不符合中庸原则。当然，有些情况下为了纠正某一方面的严重错误，在某些措施上适当过一点也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有时候“不过正不能真正矫枉”，但关键要把握好纠错过程“过正”的分寸，过程中的“过正”是为了总体结果的“适中”，要切实防止总体效果和长期性的“矫枉过正”。“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张弛有度。局面的开创与守成相结合、改革与稳定相结合，也是辩证的、动态意义的“中庸”。 　　 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在处理主次关系时，既要运用中庸原则，也要因地因时而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解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和“削足适履”。 　　 民主也是中庸思想的一种实现形式。民主协商、民主集中、民主投票等形式，经常是多种意见向两种意见集中、两种意见向一种决策过度的过程。“政”字是“正”与“反”的统一体，为政者凡遇大事都要运用中庸理念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考虑和处理问题，兼听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兼顾两个方面的诉求，尽量协调好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