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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税收：“分”与“享”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不久前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被视为建立京津冀利益分享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举措，也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步骤。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力在于利益分享机制如何破解，其中，税收是利益分享的重要方面。”多位专家和财税系统人士都认为财税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极为重要的配套举措，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关财税举措在推进包括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指出，税收收入分享只是起步，还需更多相应的配套措施及改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利益分享突破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以来，税收方面的工作推进并不慢。2014年7月15日，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定位为“配合有关部门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政策，组织指导和统筹协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税收政策、征管措施、纳税服务、信息共享、争议处理等重大事项”。随后便有消息透漏，三地正在讨论税收利益分享机制。10月29日，三地税务部门签署了协同发展税收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政策构建与完善、逐步统一税收政策执行标准、建立税收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税收征管协作等八个方面深入展开合作。今年3月21日，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政府将制定合理的财税共享、人才流动等政策措施，更好地引导生产要素往重点功能区内流动和聚集。6月24日，《办法》出台。 　　《办法》规定了分享税种为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三税，规定了纳入分成的企业的条件、税收分享的上限等内容。“有了这个办法，就不用与企业一对一地谈判了，会极大地提高整个产业布局调整的进程，否则每件事都一事一议，成本太高了。”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看来，这避免了三地政府对税源的争夺，给以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经验借鉴。 　　“这是三地利益共享的一个积极探索、一个好的开端，也是符合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精神的一个体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石英华说道，“三地平等协商而不是非要强调谁主导，可以更好地保护各方利益，也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但若从首钢开始迁出北京算起，围绕税收所进行的协商过程就有些漫长了。10年前首钢迁出时，北京和河北就曾因税收的归属有过争议，协商后最终决定两省市根据出资比例收缴，分享没有时间限制，且对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分配又有不同。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将此评价为现有财政体制与行政区划对协调发展的桎梏，“各自利润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提取，税收竟然也按出资比例（提取），显得十分怪异。” 　　而去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在秦皇岛建分园，海淀区与秦皇岛市商定的税收分配政策，得到了更多正面评价。两地对转移企业实施4∶4∶2的税收分享政策，即对企业产生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进行切分，20%作为园区产业扶持资金，余下80%由海淀区和秦皇岛两地政府对半分成。这被看做京津冀跨区域税收收入分享的一个创举。不过很多业内人士认为，秦皇岛市政府更看重的不是转移企业带来的税收分享，而是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可以给秦皇岛市带来更多企业。 　　另外，在一些专家看来，“由迁出地区政府主导、符合迁入地区产业布局条件、且迁出前三年内年均缴纳三税大于或等于2000万元的企业”，这些条件使得纳入税收分享范围的企业有限，市场调节很难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是否能成为一种模式还值得探讨。 　　对此，张斌认为，京津冀产业重新布局不像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后者市场力量推动比较明显，而前者则有很强的政府推动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出面。杨连云此前也指出，解决经济问题如产业布局和企业的问题主要用经济手段，包括税收、财政、货币、土地供应等经济杠杆作用，解决行政单位的问题主要用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北京的繁荣是靠首都权威打造的，很多都应该用行政手段解决。 　　不只有税收分成 　　在现有财税体制以及地方发展模式下，财税收入问题应该是关系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败的核心问题之一，“哪个地方都不愿意放走自己的税源，否则直接影响GDP排名、财政收入和就业”。税收收入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却不是唯一的方法，“横向转移支付也是可以探讨的方式。” 　　“税收收入分享是一种方式，成本分担机制也需要考虑。”石英华说，比如批发市场搬迁，不只是批发市场税源流失这么简单。搬迁之前，劝说商户搬走以及相应的补偿成本就不小，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且已置业的商户;搬迁之后，原有土地需要重新整理、规划，建设成为绿地、公共活动区间，这就意味着将来能够通过土地获得的收益大为减少。相应地，承接批发市场的地方也会发生一系列成本，如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