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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公平视角下的教育投资地区差异研究 　　摘要：近年来，在教育投资总量逐步上升的同时，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却越来越明显。而教育财政投资的地区差异是衡量教育财政公平的重要指标。而这又是由于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和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导向所致。为了实现教育公平，我们亟需在教育投资政策层面作出改革。 　　关键词：教育投资；教育财政；地区差异；教育财政公平 　　一、 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现状 　　近些年来，在教育投资总量逐步上升的同时，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却越来越明显――横向差距越来越大。总体上看，教育投资偏向东部省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教育投资水平差异很大。不同区域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问题很突出。 　　1、区域划分 　　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沈百福提出，要从教育经济的角度进行区域划分，不能只关注GDP水平，一定要综合考虑该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1] 　　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将全国分为三个区域：东部区域，包括北京、上海、广东等；中部区域，包括江西、湖南、陕西等；西部区域，包括内蒙古、贵州和广西等。[2] 　　2、教育投资总量的增长 　　我国的教育经费呈现逐年快速递增的趋势。而且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占GDP的比重在总体上也保持着稳步的上升，说明我国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是随着经济增长的而增长的。但是，中国的教育投入水平，总体上还是落后于国际的平均水平，这与我国已经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事实是很不适应的。我国教育投资以公共财政的投入为主，因此，本文将重点放在教育财政投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是其教育事业努力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其支出水平与其财政收入水平、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是否相适应。[3] 　　3、教育投资总量地区差异 　　在教育投资总量逐步上升的同时，教育投资的地区差异也越来越明显――横向差距越来越大。我国教育投资在总量上偏向广东、北京、上海等东部省份。2011年，教育经费总收入最高的省份广东达153273477千元，是总量最低的西藏的23倍，差距很大。西部、中部和东部教育投资水平阶梯状的分化非常明显。 　　二、 影响教育投资水平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 　　1、财政分权体制 　　我国在1994年以来进行了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和财权统一的原则，对中央和地方收入进行划分，并由中央向地方进行转移支付。改革后，中央财政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增长，2012年全国财政收元，占GDP的22.6%，中央财政收入56132.42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47.9%。其中，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45383.47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80%。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目前转移支付制度还不够规范，反而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差距的拉大。 　　2、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与财政分权改革相适应，教育财政体制也从高度集中变为分级管理的体制。“分灶吃饭”的分级管理体制通过把教育的大部分管理权和责任交给地方政府，扩大了地方政府在教育财政投入上的自主权，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和教育经费筹措能力取决于地方经济水平。地方经济水平的区域差异，就导致了教育财政收入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在教育投资的转移支付责任，并没有随着其财政收入权力的增大而加大，与之相反，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权力缩小的情况下，反而扩大了财政支出的责任，“财权”与“事权”并不匹配。[4] 　　3、政绩观的导向作用 　　国家教育投资偏向东部地区的倾向至今仍然在持续。对于地方政府，在 GDP导向的政绩观看来，教育投资的效益周期较长，任期内效果不明显，因此更倾向于投资短期的外在效果明显的政绩工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动力不足，这也在另一个方面固化了教育投资水平的地区差距。 　　三、调节教育投资区域差异的政策建议 　　总的说来，我国教育投资的区域差异，既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拉大的原因。这种恶性循环不但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公平，更会导致受教育乃至就业机会的区域之间的不公平。为了缩小教育投资的区域差异，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改革。 　　1、厘清各级政府的财政责任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的财权与事权的矛盾，有必要反思和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承担教育投资的主要责任无可厚非，但是，地区之间的财政能力的平衡责任则应该在中央政府。受制于地方经济的不发达，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经费筹措能力和水平都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主要地只能依靠中央调控，而以中央政府目前的财力，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2、加大比例，调整导向 　　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加大中央政府在教育投资领域的转移支付比例――用于平衡地区差异，并且改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