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分税制与中国经济增长.docVIP

财政分权、分税制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文献综述 　　财政分权已经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作为基本的财政制度，而且理论上它已经被证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但是，在实证检验中，却难以得到如此一致的结论，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是很明确。因此，财政分权的增长效应研究是一个古老却又弥新的课题。 　　“规范研究：一些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比中央政府更有信息优势，能够提供符合辖区内选民偏好的公共物品，制定合适的公共支出政策，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Oates，1972，1993；Hayek，1945）；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委托代理关系着手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可以改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升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提供公共物品的透明度（De Mello，200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后，居民可以“以脚投票”，促进地方政府竞争，从而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并且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趋向帕累托改进，提高支出效率（Tiebout，1956）。此外，对分权研究较为系统的是Musgrave，他提出了被后人广泛使用的财政职能观，他认为政府应具备三大职能，分别是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其中，中央政府的财政目标是收入再分配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而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有优势，所以财政分权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可以使居民的效用最大化。” 　　“实证研究：在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各个学者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Davoodi and Zou（1998）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与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大相径庭。Thornton（2009）根据以前学者的研究构建了度量收入自主程度的指标，并且用地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值来表示财政分权的指标，对19个OECD国家的成员国1980-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收入自主程度指标不显著，收入分权指标与财政赤字呈负相关关系。Neyapti（2010）基于16个国家1980―1998的面板数据，以地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地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为财政分权指标，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检验了财政分权和财政赤字的关系，结果证明财政分权可以有效降低财政赤字。我国学者刘洪铎（2011）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所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对我国地方财政赤字的影响，构建了以人均预算内地方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政府支出和人均地方支出之和的比重为分权指标，从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两个角度衡量了财政分权，并基于1998―2006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和地方财政赤字的关系，结论证明分税制以来的财政分权对我国财政赤字有正面激励作用，即分税制改革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支出竞争，使得财政赤字规模膨胀。” 　　基于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得知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明确的，不同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此，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待于在实证研究中进一步检验。笔者认为财政分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制度创新，它的经济效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财政激励水平、财政支出结构、研究国的政治体制、文化、制度等，因此很难通过一个单一的分权指标来说明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指标体系来反映研究国的分权水平。“笔者通过阅读上述相关文献，总结了以下导致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第一、财政分权的指标选择不同，有的学者选择收入指标，有的选择支出指标，还有的学者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来衡量。除传统的分权指标外，钱颖一等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也有学者认识到单一指标的不健全构建了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可见，不同学者研究采用不同分权指标，得出的结论必然会不同。第二、考察国家和地区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种制度是不同的，所以财政分权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此外，还应考虑到各国具体特殊情况，比如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还有体制外收入，因此，仅仅通过支出指标衡量分权程度是不科学的，数据背后的制度巨大的不同可能导致用和国外一样的指标衡量我国财政分权是不准确的，必须结合我国自己特殊的国情。第三，变量的选择不同。西方学者对财政分权研究较早，也较成熟，很多模型和变量选择被后来很多学者所沿用。因此我国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财政分权时大多采用国外学者研究使用的变量，但是忽略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与西方国家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变量很大程度上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得出的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第四、样本数据时间类型差异。不同的学者选择的样本时间区间是不同的，而数据的选择是十分关键的，在选择时一定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以及趋势，数据选择不合理对结论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以后学者研究时应十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