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的杂合文化身份与独立译介活动阐释.docVIP

戴乃迭的杂合文化身份与独立译介活动阐释 摘 要：戴乃迭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位具有西方和东方两种杂合文化身份的外籍翻译家。目前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她和杨宪益的合译作品上，而对她的独立译介活动却关注不多。从杂合文化身份的角度，探求戴乃迭独立译介中的翻译思想、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译作特色，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她的研究，同时更好地认识翻译的本质。 关键词：戴乃迭；杂合；文化身份；独立译介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11-0182-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4.049 1 . 引言 文化身份是一个抽象和概括的概念，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它是某一文化群体成员对其成员身份即文化归属的认同感，包括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杂合”（hybrid）或称“糅合”，是从生物学的“杂交”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术语，指“具有发生交流的两方的特点，但与两方又都不相同的混合体”。后殖民翻译理论学者霍米巴巴认为，“杂合”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黄碧蓉，2008）。杂合文化身份就是指两种或多种文化身份的混合体。在翻译中，具有杂合文化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及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方面会显现出更多的复杂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研究译者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2 . 戴乃迭的杂合文化身份 戴乃迭（1919～1999），中国翻译史上著名的英籍翻译家，原名Gladys Tayler，出生于北京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7岁时，被送回英国在教会中学接受教育。1937年，考入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历史上首位中文学士。1940年，戴乃迭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和杨宪益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并结为夫妻。这对伉俪珠联璧合、完美地翻译了整个中国。此外，戴乃迭也独立译介了许多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作品。他们为弘扬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独特的人生经历使戴乃迭形成了西方和东方两种杂合文化身份。一方面，戴乃迭是英国人，从小接受英国教会学校教育，精通英语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童年生活和牛津大学学习中文的经历，以及在中国六十年的生活和工作，使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熟悉中文和热爱中国文化。她经常微笑着对来访的朋友们说：“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这一独特的杂合文化身份对她的汉英翻译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在提到这对夫妻翻译家时，总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他们合译的作品特别是《红楼梦》和鲁迅作品的翻译上，而对戴乃迭及其独译作品却研究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译者杂合文化身份的角度，对戴乃迭的独立译介活动作一客观的阐释，以丰富我们对这位外籍翻译家的研究。 3 . 杂合文化身份下戴乃迭独立译介活动阐释 1980年后，杨宪益升任主编，他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审稿、编辑和出版上，因而翻译作品的时间相对少了。这就给戴乃迭提供了独立翻译的空间，她选择独译了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对这一部分译作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视角加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 3 . 1 翻译思想 戴乃迭和杨宪益虽然是一对翻译的“黄金搭档”，但是他们的翻译思想却和而不同。在澳大利亚的一次采访中，杨宪益认为翻译“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过分强调创造性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改写了”。而戴乃迭觉得他们合译的作品太过拘泥于原文，缺乏创造性，读者不爱看。她非常钦佩霍克斯的做法，认为翻译时可以多一些创造性（王佐良，1989： 16）。这一翻译思想源于她的杂合文化身份。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可，使她在翻译时注重忠实地传达中国文化，而她的西方文化身份又使得她会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明晰的读者意识，采取创造性的翻译策略，减少他们的理解障碍，因而在译文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 3 . 2 翻译选材 戴乃迭作为英国人，同时又是女性译者，在翻译材料的选择上，也有不同于杨宪益的偏好，她不太擅长中国古文，所以倾向于翻译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的作品。这些独译作品时间跨度约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题材以小说为主，既有老一代作家如巴金《春天里的秋天》、李广田《悲哀的玩具》，以及当时备受争议的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沈从文《边城》，也有很多新时期富有特色和创新性的作家如王蒙《蝴蝶》、古华《芙蓉镇》、张贤亮《绿化树》、冯骥才《神鞭》等。而且戴乃迭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作家的推介，她亲自译介的女作家作品包括张洁《沉重的翅膀》和《爱是不能忘记的》、新凤霞《新凤霞回忆录》、谌容《人到中年》，此外还包括张辛欣、宗璞、戴厚英、遇罗锦和王安忆等人的作品。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