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再认识.docVIP

行走中的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再认识 　　摘 要：现代性观念已经成为把握时代特征、推动社会实践的精神力量。综观现代性观念的演变，对人的重新发现构成现代性的起点，对理性的信仰构成现代性的动力，人和理性成为现代性观念的主要探讨对象。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相应地，有关人和理性的认识也发生转变，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向。对人和理性的再认识，不仅成为现代性观念调整的核心，也预示了现代政治、经济等方面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现代性；人；理性；调整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84-02 　　一、现代性的起点：对人的重新发现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1]。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考证认为，“现代性”这个术语至少从17世纪起就已在英国流行开来。而詹姆逊则声称，“这个词早已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现代性的起源如此迷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者们对现代性内涵的认识存在差别的状况。不过，相对于现代性的语词学上的探讨来说，结合所谓后现代思想家的批判和现代性支持者的反驳，分析现代性内涵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起源进行界定，可能更有意义。 　　当前，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界说中，经常被引用和认同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吉登斯的“工业化的世界”说。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就是工业文明的代名词，是一套包含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新制度体系。在现代性体系中，工业生产、市场经济、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和个人观念成为应有之义。据此，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2]。二是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设计”说。面对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社会模式和标准，人们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以个人自由为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为自我确证根据的现代性模式来实现社会的重建。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建设，这一“未完成的设计”[1]问题百出，只有经过不断地“修复”，依靠“交往理论”重建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才能克服个人主义的弊端，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一致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主控制。三是福柯的“态度”说。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3]。福柯认为现代性“态度”在根本上是一种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它不忠实于任何的信条，而强调对时代的永恒批判。福柯赞誉康德的启蒙思想是“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尽管以上对“现代性”概念的解读各不相同，但它们却也有着一些共通的东西。现代性被界定为非传统社会的属性，是一种包含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等各个层面的全新模式，它与工业化生产相联系，强调个人自由和主体理性的张扬，并认为只有在对当下社会的不断反思中，才能总结现代性的不足，建成更加完善的现代社会。这一过程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的初期，且贯穿于整个启蒙时代。现代性主导的社会，在与传统社会的疏离中实现了格里芬所谓的三分离，即政治与宗教的分离、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道德与经济的分离，其结果是：政治和文化挣脱了教会的控制，经济领域脱离开政治而获得独立，功利观念取代道德观占据了社会生活的核心。总之，现代性在推动社会分离的同时，大大推进了社会的世俗化。在中世纪宗教和神学主导一切的情况下，以世俗化为标志的现代性的生长就意味着人的重新被发现，对人的重新发现成为现代性的起点。 　　文艺复兴运动开启的启蒙洪流对人的再发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抑人的观点，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反对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强调人间的幸福和人性的解放。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建筑，种种鲜明而生动的形式成为彰显人性的“底本”。随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进程。它们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中世纪的神学，要求人的主体性发挥更大作用，在宗教观上逐步实现了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无神论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神秘主义的宗教世界开始瓦解，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和影响，逐步获得独立。重点关注启蒙运动的宗教方面变革的康德，就一方面批判了上帝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提出了“理性神学”的命题，主张将上帝仅仅作为“某种道德的目的国中的立法的首领”来“设想”[4]。宗教不再被神学所包围，而变成一种履行上帝命令的道德，宗教信仰也就成为一种“道德上的信仰”。而这种信仰的优越性则在于，它能够使人们的一切努力集中在“信念的纯洁性以及对一种端正的生活方式的责任心之上”[5]。可见，这位被利奥塔称为标致现代性序幕的康德，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