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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唐山战地救护 　　记得1976年7月28日那天下午，上海的天气格外晴朗。我正在华山医院脑外科看门诊，突然接到医院党委办公室的通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们要去前线参加抗震救灾。 　　当天，我们医院紧急组织了三支抗震救灾医疗队，每支队伍15人。那年我37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我当时只穿着白大褂和短裤，下面一双塑料凉鞋，就问能不能回家换身衣服，得到的答复是情况紧急，马上会有飞机来接大家，让我们不要离开。后来考虑到口袋里没有钱，我还是回去拿了10元。我们医院有个党委副书记是从沙家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里出来的，他说当年打游击的时候都配鞋子，所以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双。 　　我们在办公室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原来准备载我们去唐山的飞机机翼撞到房子坏掉了，恰巧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回不去了，我们就改坐这趟火车赶赴唐山。 　　当时每个医疗队配备一辆大卡车，车上插了很大的红十字旗帜。几十辆卡车集结在上海人民广场，车上密密麻麻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车队浩浩荡荡，从人民广场出发，开往老北站。老百姓看到这个场景，有的还以为要打仗了。 辗转赴唐山 　　火车上有电风扇，但还是很热。那个晚上，大家都迷迷糊糊没有睡。第二天凌晨，火车到了天津的杨村，路就不通了，我们便在旁边的杨村机场待命。 　　救援队里有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联络沟通能力比较强，跟杨村机场的军人说明了情况，机场的军人有经验，说最要紧的是盐，于是每个小组各买了三斤盐，买了肥皂等生活必需品，每人还买了顶草帽。当时是盛夏，太阳暴晒，机场开阔，我们没有地方去，就都躲在飞机下面。一会儿就有驾驶员过来说：“老乡，我们飞机要飞了。”我们就转移到另一架飞机下面去。另一架飞机又要起飞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转移。 　　下午，终于来了两架运八飞机。我们每个医务救援人员都带了很多东西。我作为脑外科大夫，带了必需的手术器械、B超仪器、盐水包等，后面背得像山一样。但是我们精神振奋，力气也变得很大。 　　飞机里面什么都没有，地板上空荡荡的。我们把东西堆放在当中，大家围坐在地板上。飞机起飞后，飞得很低。一出杨村机场，我们就看到下面的村庄化为了一片废墟。其实，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包括北京通县、天津郊区也都遭受了很严重的损失。我们在飞机里感到闷热，就跑到了驾驶室，驾驶室里的飞行员都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我们问有没有水喝，他们说没有水，只有牛奶，我们就喝了一点牛奶。 　　飞机降落在唐山机场。唐山机场很乱，塔台也垮了，是人拿着报话机和红灯来指挥飞机降落的。我们暂时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在原地休息。北京的消防车送水来了，我们就去取水。喝完后用塑料袋把水扎起来存着。 　　天亮以后，指挥部派人来通知：“你们的任务在丰南，那里是震中。但是现在铁路不通，北京方向不通，东北方向也不通，桥梁也拆了，唐山火车站也毁了。只能用汽车送你们过去，但是也不知道路上是什么情况。” 　　一筹莫展之际，我们看到旁边有解放军驻守的大帐篷，猜想应该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去那里找领导。我们身佩红十字标志，一路通行无阻，解放军对我们也很客气。抗震救灾中央指挥组成员、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杨富珍听见乡音，出现在大家面前，用上海话对我们表示欢迎。她询问我们的情况，我们向她作了汇报。她告诉大家，陈永贵副总理也在这里，他是抗震救灾总指挥。通过她的引见，陈永贵接见了我们上海医疗队。他一身北方老农装束，沉重地向大家介绍了唐山的灾情，也对我们表示了欢迎。他说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句话是：“唐山地震是毁灭性的！灾情太严重了，至今我们都还不敢和毛主席讲。” 　　在陈永贵的安排下，我们医疗队乘坐直升飞机赶赴丰南地区。飞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地面指挥，驾驶员也都是光着膀子，短裤赤脚。座位全部拆除，大家坐在两边的地板上，中间放着医疗器械。 　　到了丰南机场，驾驶员关照我们，下了飞机以后背着东西赶紧往后跑，不要向前跑。因为广场上聚集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着飞机往上送伤员。对那些还没有送上飞机就已经死去的伤员，他们也没有力气再送回去，就把尸体放置在机场边上。我们这些人做了十几年的医生倒没什么，一些刚毕业的医学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难免害怕。我们就安慰他们，还把他们护在身后。 　　我们先到了丰南中学。地震发生后，交通、通信全断，县城已经与外界隔绝三天了，更严重的是还没有电。当时天气很热，我们就去水里冲凉。其实水里也有死尸，但天太热，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饮用水，就把沟里的水取上来，煮开了再喝。 　　丰南县城是不能住的，余震不断，非常危险，我们就乘拖拉机到了胥各庄，在一大片菜园子旁边支起帐篷，插上旗帜。我们自己带了一顶帐篷，杨村机场送了我们一顶。拉帐篷是平时的专业训练，我们都很习惯。两顶帐篷，大的用来睡觉，小的用来存放医疗器械。 　　马上就有伤员送来，我们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