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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是隐藏，还是公开？ 　　摘要 媒介在浪漫传播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手机和互联网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浪漫传播研究需要考虑媒介尤其是社会化媒介的作用。本文以深度访谈和网络问卷调查为研究方法，以欧文?戈夫曼的社会拟剧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如何理解用于与恋人沟通的媒介技术以及情侣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塑造了传播媒介的意义。借助于深度访谈和网络问卷内容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对传播媒介的偏好和使用与他们在浪漫关系上感知到的信息控制有关。他们偏爱手机短信、QQ即时通讯工具等一对一的数字化书写，因为这种传播媒介为他们提供了斡旋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手段，并且以非介入的方式逾越了两个领域的界限，进而保护私人生活免受他人的打探。然而，这不表明所有的中国高校年轻情侣都偏爱不易被人觉察的沟通手段，或者他们不会随着情况发生变化而改变其偏好。也就是说，在中国高校年轻情侣浪漫传播的语境中，私密性不一定是公共性的对立面。当浪漫关系获得所在社会圈子的普遍认同时，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就会倾向于在公开场合简约地表达爱意，以迎合社会圈子的期待。本文进一岁的研究表明，推动情侣对各种传播媒介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社交圈子的监视。严密监视和过度拥挤的生活环境以及与白领父母的密切关系促成了这种意识。愿意或不愿意，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在彼此交流时通常会考虑窃听者。因监视而产生的信息游戏主要用于处理角色冲突，更确切地说，用于保住面子。隐藏、简约表达、策略性表演、选择性透露或者完全沉默都是中国高校年轻情侣应对他人监视的文化工具箱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中国高校年轻情侣；浪漫传播；媒介使用；私密性；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一个不断变化的景观――中国的浪漫传播 　　关于中国人浪漫传播的研究，记录了中国人在浪漫表达方面不断变化的信念和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情侣之间相互交流的跨文化研究通常发现中国人在表达男女恋爱情怀上比较间接，在情感上比较漠然。美籍华裔人类学家许娘光（Francis Hsu）在中国传统婚姻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与美国夫妇相比，中国配偶不太重视互惠的自我表露和强烈情感的展示。然而，学术文献中缺乏表情的中国情侣形象在过去20年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的纵向研究中，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Yan Yunxiang）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对擅长讲风流话的男性的倾向性越来越高。正如阎云翔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传统宗族的瓦解和大家庭的缩减，情侣交流的这种变化部分归因于中国家庭中爱欲的合法化。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中。任教于日本东京上智大学的社会学家詹姆斯?法勒（JamesFerrar）在关于上海青年文化的研究中指出，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年满20岁的中国青年往往比他们的前辈更容易接受用言语表达爱。 　　中国情侣交流行为的变化暗含了中国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人情感的间接表达是他们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的结果。与善于用言语表达个人需求并与他人协商的个体主义社会成员不同，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往往在表达内心感受和传递信息时非常谨慎细心，喜好用隐晦的方式。在个体主义社会，成员通常认为自身有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相比之下，集体主义社会的成员内向羞涩，不擅长自我表现，常常将自身置于社会关系中，并把对配偶的外在个人感情视为对范围更广的家庭关系的破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维（Robert Levy）的追随者、美国内华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姜维克（William Jankowiak）和托马斯?帕拉迪诺（Thomas Paladino）所言，情感表达是语境制约的进化结果。在高度重视个人感情的文化中，感情是“有意识地训练、表达和讨论的”。否则，感情是“匿名、不明说和隐蔽的”。中国人对用言语表达爱的态度的转变表明当前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即更倾向个人主义，更强调浪漫关系。 　　尽管中国人正经历着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但传播方面的传统信念和规范仍对情侣的传播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法勒指出，上海青年在表达爱慕之情时经常借助流行歌曲的歌词、英语或其他方言。正如法勒所说，中国青年的语言转换将浪漫表达与一般交谈区分开来，并表明了一种窘迫感。大众媒体对中国年轻情侣浪漫表达的影响似乎与传统的传播观念（包括源于道家思想的怀疑主义言论）、传达亲密信息的传统媒介物的运用并驾齐驱。 　　个性化的过程、日益重要的浪漫关系以及浪漫传播的新旧话语共同形成了中国年轻情侣浪漫传播的现状。然而，言语表达的讨论往往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传播概念：信息和渠道。信息可以被言说、书写和打印，而每个渠道蕴含着一种涉及信息是如何形成的修辞情境。例如在西方历史上，当情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