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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化：文化多元型村庄的自我整合机制 　　【摘 要】“亲属化”是滇西北民族村寨的一个普遍现象，除婚姻结合外，认寄和结拜也是其重要推手。亲属关系确定之后，仍要靠双方频繁的互动来维持。而亲属关系的构建和维持，不但能够帮助村民适应当地物质稀缺的现实状况，而且还可以润滑民族关系，并消弭宗教隔阂，从而实现村庄整合。 　　【关键词】亲属关系；文化多元；村庄整合 　　【作 者】王晓，福建农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讲师、博士。福州，35000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2 - 0065 - 008 　　一、问题的提出 　　热爱藏区骑行的人，对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燕门乡的茨中村一定不会感觉陌生。每年的6-8月，成群结队的游客慕名而来。“名”即在于该村呈现出了一个可以给异文化的人们带来强烈身心震撼的社会文化现象――7个民族杂居，二种宗教共存。就民族构成来说，藏族是绝对的主体，其次是汉族和纳西族，傈僳族、白族与怒族再次之。按2014年的人口统计，全村共276户1234人，其中藏族951人，约占77.1%；汉族203人，占16.5%；纳西族63人，占5.1%；傈僳族、白族和怒族共计17人，合占1.4%。在宗教信仰方面，20世纪50年代前，该村三教（藏传佛教、东巴教和天主教）并存，但随着东巴经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东巴教退出该村历史，只剩下佛、耶二教平分秋色。据2014年调查所得数据，全村信仰藏传佛教的有180户880人，约占总人口的63.2%；信仰天主教的有96户454人，亦占36.8%。就是在这么一个身份特征如此悬殊的村落，人们却能够做到彼此尊重，和睦为邻。① 这不得不让人进行追问：它到底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自身整合的？ 　　关于乡村整合的问题，学界已有诸多探讨。总体而言，可分三种研究进路：其一为国家进路，强调国家政权在乡村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研究进路，国外以萧公权（Kung-chuan Hsiao）[1 ]为代表，国内则以徐勇及其弟子为代表① ；其二为社会进路，主要从乡村社会内部入手，挖掘村落整合的诸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早期可见于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2 ]和梁漱溟的“家族本位”观 [3 ]，近则主要体现在贺雪峰、仝志辉所提出的“社会关联”[4 ]概念上；其三为互动进路，认为乡村整合是国家政权与乡村内部诸因素交流碰撞的结果。譬如，张静强调的乡村非正式制度 [5 ]，肖唐镖考察的宗族组织 [6 ]，金太军 [7 ]、杨善化 [8 ]研究的民间精英等，虽是乡村社会内生的，但它们作用的发挥仍要依赖于国家的权力。上述三种研究进路为我们理解乡村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各相关学者的考察都是基于东部汉人社区而言的，如果将其结论放置西部民族地区，由于情景不同，适用性必定有所折扣。缘于此，有学者开始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剖析边疆民族村寨的整合问题。以茨中村所属的藏区为例，缘于浓郁的宗教氛围，信仰的力量首先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9 ]；其次，民间权威人物，如土司、头人、活佛、喇嘛等也被纳入讨论 [10 ]；此外，民间组织也被相关学者当作实现村落整合的一支本土资源 [11 ]。但稍显遗憾的是，在上述成果中我们却不见对村庄亲属关系的探讨。而在笔者看来，亲属关系则恰为边疆民族村寨实现自我整合的关键。故此，本文以茨中村为个案，试图阐明亲属关系的建构、重申与整合机制。 　　二、亲属网络的建构 　　搞清楚实地调查点的人物关系，应该是每个社会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田野后的第一要务。在茨中村调研期间，通过对人物关系进行观察，发现亲戚关系占去了村民关系的绝大一部分。笔者曾经试图把村子内的亲属关系用作图的方式勾画出来，但最后却发现它变成了密密麻麻、关系交错复杂的一张网。这张网是如何被编织出来的？其背后的建构逻辑为何？以下内容即试图说明这两个问题，并以此作为后文分析的经验基础。 　　（一）狭小的通婚圈 　　有学者曾经指出：“婚姻是乡村生活的支点。”[12 ]74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婚姻是?t望地方社会，从而实现整体把握的关键。鉴于本文的研究指向，“通婚圈”又成了笔者关注的重中之重。因为透过对“通婚圈”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到被研究群体的核心关系网络。 　　所谓“通婚圈”，指的是某一婚姻个体在择偶时选择的地域或群体范围，前者是通婚的“地理圈”，后者是通婚的“社会圈”。[13 ]231通婚的“地理圈”即通婚距离，是测量人们通婚范围的重要指标之一。就该项指标而言，茨中村及其周边地方都十分狭小。台湾学者朱文惠曾经在离茨中村不远的维西县塔城镇其宗村做过田野考察，他指出：“90%以上的婚配集中在以其宗为中心点，一天以内步行路程二十公里平面范围内。”[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