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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奋力改革创新者胜 　　一部军事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改革史，是改革者不懈奋斗的历史。 　　回溯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历史的天幕，上演过一次次波澜壮阔的军事改革：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汉武帝提倡尊崇武职，李世民改革军事领导体制，左宗棠创办船政学堂，等等，进步与保守厮杀，革命与改良竞跑，理想与现实碰撞，成功与失败交织，尽管他们动机不一、结局各异，但他们的改革实践推动了中国古近代军事在一次接一次的变革中，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落后向先进不断发展，绘成了一幅军事改革历史的壮丽画卷。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鉴。”改革者及其改革事业彪炳史册，业绩永存。他们的胜利、挫折和失败都具有历史意义。诚然，中国历代改革家军事改革实践有其阶级、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有其胸襟气度、个人品性留下的难以弥补的缺憾，但其揭示的一些规律却是永恒的。他们卓然独立的崇高人格，深沉痛彻的忧患意识，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愈挫愈奋”的执著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大无畏气概，愈经岁月风雨、人间沧桑，愈显其历史价值。李大钊说：“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越高，越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越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的清楚。”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在深化国防和军队变革的时代大背景下，站在军事改革历史的“崇楼”上，循着改革家们不懈探索的足迹，了解其改革动因、成败得失，汲取其经验教训，弘扬其改革精神，必将获得积极投身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现实启迪和精神动力！ 　　穿越千年的共识：强军必改革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我们要赶上时代。 　　军事改革是社会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纵观中华民族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的重要发展时期，甚至每一个王朝，无论是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还是国家危难的紧急关头，无论是矫治社会积弊，还是抵抗外侮，都会有一批有胆识、有雄心的改革家，在崭新的阶级意识和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迫促下，洞察军事发展的大势，肩负起改革的重任，打出改革旗帜，提出引领改革的重大理论观点，推行规模不等、程度各异的各种改革活动。这些改革活动，很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西汉曾长期受匈奴的威胁，强大的匈奴铁骑不仅袭掠北部边境地区，有时竟直逼长安。和亲、岁贡是当时解除边患的主要政策。经过“文景之治”70余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殷富，国力雄厚。汉武帝宏图大略，以远见卓识紧紧抓住这一历史良机，实施军事改革：大力提倡尊崇武职，制定完善军功制度，充实中央军的力量，建设强大的骑兵，提拔重用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等，汉军士马强盛，面貌为之一新，最终大败匈奴，解除了边患。 　　杨坚代北周称帝，建立隋朝。此时，南边的陈国，北边的突厥、吐谷浑，东边高句丽，对隋朝形成包围圈，严重威胁着隋政权。隋文帝杨坚大刀阔斧，设计分割相权、集体宰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凡是军人，可悉数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军民共籍，实行“军民融合式发展”。隋文帝还北抗突厥、南平陈国，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南北长期分裂，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并将曾在北方推行的改革推行到南方，使南北一致。改革促进了统一又巩固了统一，成就了隋帝国的宏大格局和不朽功业。隋文帝在位20年，开创了“开皇之治”，被誉为“励精之主”。 　　唐太宗李世民常常以隋朝的灭亡为鉴戒。他深有感慨地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他自觉纳谏，诚意求谏，让更多人参与到改革中来，“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比如，在“唐承隋制”的基础上，确立了兵权三分（调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中央监督地方、统一控制军队的高度集中的军事领导体制，确保了军令畅通，指挥有效。经过一系列改革的唐朝，成为一个意气风发、光彩夺目的时代。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一次次粉碎了“天朝大国”的尊严。那些远见卓识的改革派，为迎接西方挑战，要“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苦苦探索、孜孜寻求，提出一个又一个救亡图存方略。康有为用一昼两夜时间，以笔为武器挥毫泼墨，草拟了洋洋万言的《上皇帝书》，提出裁汰绿营兵、精练陆海军、一律习洋枪等变法主张。曾国藩、李鸿章开办“洋务运动”，孙中山由改良转向改革，“变法”“变革”成为“安天下于覆盂”的唯一良方。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军事改革的历史因他们而辉煌无比，改革的传统因他们而代代相传！据统计，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