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峰：过度标签化的弱势群体媒介形象.docVIP

夏俊峰：过度标签化的弱势群体媒介形象 　　摘 要 夏俊峰事件是发生在2009年的冲突性事件，被媒体广泛关注和追踪报道，也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和舆论反响，直至2013年才落下帷幕。可以说，夏俊峰事件一方面都是广泛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冲突性事件；另一方面，夏俊峰事件也能代表媒体报道的部分倾向。此次正是对这起事件的分析，考察媒体对于社会冲突性议题中的过度标签化倾向。 　　关键词 夏俊峰 标签化 弱势群体 媒介 　　中图分类号：G206；C913.6 文献标识码：A 　　1理论背景 　　1.1从拟态环境到媒介形象 　　要探究“媒介形象”，必须回到它的理论源头：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假说。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在我们观察世界以前，已有人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样的了。对于大多数事物，我们是先想象它们，然后经历它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媒相当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直接经验来认识外部世界。大众传媒不仅根据对事实的选择、加工构造了拟态环境，影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更会导致人们按照拟态环境所暗示或倡导的意义、价值观行事，从而使得客观环境朝着拟态环境演变发展，客观环境和拟态环境之间的区别将越来越小（藤竹晓，1968）。 　　在“拟态环境”拓展的理论中，“媒介形象”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正式应用于研究中始自上世纪60年代。特雷纳曼和麦奎尔等人（1960）就英国大选开展了对政治人物电视媒介形象传播效果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组织的媒介形象短期内并未对选民的总体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但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选民。 　　因而，媒介形象作为一种媒介对现实的反应，对客观现实也产生着影响。 　　1.2刻板印象与标签化 　　“刻板印象”（stereotype）最早由李普曼（Lippmann，1922）提出，用以解释人们对世界的错误观念和偏见，专指那些事实上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认为个体对事物的认知深受个人既有的成见或头脑中的图像所影响，从而首次将该词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此后，刻板印象研究成为西方新闻传播学和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在新闻中，标签化是指运用“贴标签”的形式进行新闻表达和新闻处理（梁立超，2011）。在新闻报道中，记者通过对新闻人物及新闻事实的核心要素进行提炼概括，套用流行用语、网络热词，以“贴标签”的形式加以呈现，使得新闻特质以“关键词”的方式得以呈现的现象，被称为新闻报道“标签化”现象（金宏奎，周浒，2013）。 　　2标签化的夏俊峰 　　由于夏俊峰案持续时间长达五年，涉及的报道数量和类型庞杂，在媒体报道分析中以四个阶段为划分节点，分析主要的媒体报道。 　　2.1一审前 　　夏俊峰案发生直到一审宣判，媒体关注寥寥无几，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只是常规而简短的消息报道，未引发舆论反响。 　　2.2一审至二审 　　夏俊峰案进入凤凰网、腾讯网等主流网媒视野是在2010年以后，此阶段为各大媒体广为转载的报道来自新京报的一篇《小贩称遭殴自卫刺死两名城管 无目击证人获死刑》。这篇文章对事件的陈述比较客观，对夏俊峰、受害者双方的家属及辩护律师说辞均予以报道。 　　2.3二审至死刑核准 　　二审之后，媒体对夏俊峰案的关注主要聚焦在其妻张晶和其子夏健强身上。 　　在二审至死刑核准这个阶段，几乎未见对受害人（张旭东、申凯）家庭的报道，出现了报道真空。也少有媒体关注一审二审的判决文书，持“判决不公”的网友的质疑在判决书中都有解释，但却为媒体忽略。而媒体对夏家的报道却营造了一种悲伤凄凉的氛围，让受众不自觉地对夏俊峰及这个家庭的遭遇怀有怜悯、同情之心。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夏俊峰的妻子张晶更多地走入媒体视线，媒体对她的采访较多，给予较多的话语空间。可以说，这个阶段的报道营造出了夏俊峰一方“弱势”，“受欺凌”的形象。 　　2.4执行死刑之后 　　媒体对此的报道重点依旧是夏家妻儿老小的反应，此外，也大量报道夏俊峰死前坚称自己的杀人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不乏名流）对夏家的帮扶和捐助。 　　在此期间有对受害人（张旭东、申凯）家庭的采访和报道，多作为报道中的一方与夏俊峰方面一同报道，也有对受害人（张旭东、申凯）家庭的单独采访，如《新京报》对申凯父亲申向党的专访，申凯父亲表达了自己丧子的悲痛。 　　可以看出，在对夏俊峰的报道中，在媒体报道最集中的时期（一审至死刑后），夏俊峰身上被贴上了“普通小贩”“底层”的标签，被塑造了“弱势”和“受欺凌”的形象，也被给予了更多的话语空间。 　　3“弱势”标签化的原因探讨 　　3.1现实中的弱势形象 　　在现实中，底层群体确实呈现出了弱势化的表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