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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债转股”是否会到来？ 　　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最初几年，中国曾兴起过一轮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企业“债转股”的狂潮。正是这一轮大改革、大博弈，让中国的银行业得以“轻装上阵”。但如今，时过境迁，债转股这个“老办法”是否真的还会行得通？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表示，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在之后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再次提到了债转股。 　　两会期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也表示，银行“债转股”还在研究中，需要经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才能推开。这些表态再次让“债转股”这个中国金融领域的老问题再次进入了公众视线，并引发了讨论。 　　无论何种经济体制，要降低企业杠杆率，其实只有3个办法：一是企业经营改善，用自有资金归还贷款;二是让股市买单，通过股权融资降低企业负债率;三是让银行成为股东。 　　基于经济下行的现状，并考虑到股市当前的疲态，前面两个办法显然短期内行不通，因此第三个被寄予厚望。 　　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最初几年，中国曾兴起过一轮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和企业“债转股”的狂潮。正是这一轮大改革、大博弈，让中国的银行业得以“轻装上阵”，尽职地扮演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动机”的角色。 　　但如今，时过境迁，大型银行早已成为境内外上市公司，经济增速也处在放缓通道之中，债转股这个“老办法”是否真的还会行得通？ 乐观与谨慎 　　一个理性的银行家，断然不希望成为债务人的股东，否则为什么不直接去做投资人？ 　　在3月下旬举办的博鳌论坛上，债转股成为了金融界嘉宾回应最多的话题之一，银行高层既乐观，又谨慎。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说，还没有看到新一轮债转股方案，如果实施，银行应该要考虑股东权益;不见得债转股的资产都是不良资产，有些财物指标好的也可能债转股;还需要一系列政策使得债转股流通更顺畅。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则表示，债转股在上世纪90年代曾使用过，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最后方案还没出来，因此“不好评价。”但他也表示，“好的也可以转，主要是解决流动性问题。” 　　除了银行家密集发声之外，国企负责人的态度则更加积极和乐观。驻港央企招商局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晓鹏日前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指出，债转股在世纪之交的银企改革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债转股对经济发展的功劳仍不可忽视，重启债转股势在必行。李晓鹏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是上一轮债转股的参与者。 　　该文章透露，截至2015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达到108万亿元，杠杆率达到160%。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去杠杆”唯一可行的思路，就是存量融资规模的结构性调整，在不“抽血”的前提下为企业减负，将部分存量债权转为股权。 　　对银行业而言，债转股也有好处。李晓鹏认为，实施债转股，能将部分表内资产转化为表外资产，降低银行加权风险资产增速。 　　无论银行行长还是国企负责人的观点，从逻辑上来看它们都是成立的。银行业在改制和上市之后，的确必须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另一方面，债转股也是化解其不良贷款的可行途径之一，对资产负债表的优化显然有利。对国企来说，降低负债率、增加流动资金，更是经济下行背景之下，改善企业经营状况所必须。 　　不过，在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体系之下，债转股显然还缺乏可操作性，它甚至属于“违法”行为。按照我国现行的《商业银行法》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42条还规定，商业银行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不动产或者股权，应当自取得之日起两年内予以处分。 　　也就是说，银行不得“主动”投资实体企业，即便因为行使抵押权、质权“被动”取得企业股权，也必须在两年内处置。值得注意的是，1995年颁布的旧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处置期更短，要求银行必须在一年内处置。 　　在业界看来，《商业银行法》的42条和43条奠定了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即银行、证券和信托3种金融机构严格分离经营。立法初衷是，防止金融风险交替“传染”，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但《商业银行法》的43条也留下了“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的但书条款，这是给业界所热议的混业经营改革留下了想象空间，更给为企业“减负”的债转股讨论埋下了伏笔。 时过境迁 　　债转股并非没有成本，相反，它是个高成本的金融博弈。因为银行是国有控股，负债巨头也多是国企，因此，在行政命令之下，债转股并不难，但难在这个成本的消化。 　　1999年，中国的上一轮债转股进入攻坚阶段。这一年，我国一口气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是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它们是这一轮债转股的枢纽机构。 　　债转股的模式并不复杂，看起来，它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