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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三人团”：实施长征战略转移 　　1931年中共中央在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中央领导人不得不转移到安全地区。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江西瑞金。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担任总负责人，在上海坚持领导革命。1933年初，博古和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来到红色首府――瑞金。 　　组建最高指挥权 　　临时中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战争问题。早在1931年11月25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负着领导全国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而对全国红军统一领导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为了更好地贯彻所谓的“进攻路线”，集中所有力量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博古着手调整领导体制，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领导权集中于中共中央。 　　博古首先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由他担任总负责人。1933年5月12日，又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后方的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朱德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周恩来任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1933年秋，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秘密来到瑞金。李德是应博古的要求，得到共产国际同意来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博古主持军事工作。博古任命李德担任军事顾问，把军事领导权完全交给了李德。1933年12月20日，临时中央又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革军委实际上由李德直接指挥中央苏区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 　　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受挫。1934年4月，博古、李德等在组织广昌保卫战的同时，秘密酝酿进行战略转移。共产国际批准了临时中央的这一计划。6月，根据博古的提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全权负责战略转移工作。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博古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代表中央领导军事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各地所有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所以被称为最高“三人团”。从此时至遵义会议之前，最高“三人团”集中行使了对全国各地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与指挥权。 　　部署各路红军长征 　　最高“三人团”成立后，与各地红军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对战略转移做出统一安排，加强了各地红军的战略配合。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博古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等，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向皖南进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支援和发展皖南的革命局面。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文件，印制了“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等大量宣传品。 　　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部署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下达训令，由任弼时任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率部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创建新的苏区。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进行西征。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前来接应的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红三军经中央批准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参与西征的萧克说：“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比中央红军早两个月，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在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重要决策。1934年6月，博古等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组织部队进行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安徽金寨县麻埠。1932年秋，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并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000余人。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做出决定：省委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为军政委，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戴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