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docVIP

沈从文：一个“乡下人”的爱情书写 1955年时在草坪上野餐的一对日本人。那个时候只有富裕阶层的年轻夫妇才能拥有车，野外的休闲也就成了富裕阶层的恋爱之地 沈从文（1902～1988） 亚洲 物哀之美与自矜之爱 　　在日本美学的结构中，爱是真髓，哀是至高之境。而中国的爱情文本难以逃离现实生存与纯粹情感之间的择取和挣扎，乡村的淳朴与都市的摩登也呈现出张力。如沈从文般的“自矜于乡下人，又努力成为一个绅士”的爱情，使爱情的文本缺少了一些悲剧感，增添了几分写实感。 《由达园给张兆和》 　　…… 　　“人生”原是一个宽泛的题目，但这上面说到的，也就是人生。 　　为帝王作颂的人，他用口舌“娱乐”到帝王，同时他也就“希望”到帝王。为月亮写诗的人，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了。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我看你同月亮一样。……是的，我感谢我的幸运，仍常常为忧愁扼着，常常有苦恼（我想到这个时，我不能说我写这个信时还快乐）。因为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 　　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 　　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仿佛有些方面是一个透明了人事的我，反而时时为这人生现象所苦，这无办法处，也是使我只想说明却反而窘了你的理由。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我念到我自己所写到“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时候，我很悲哀。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 　　（本文节选自沈从文1931年6月20日写给张兆和的一封情书，原文曾以《废邮存底（一）》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30日《文艺月刊》第二卷5、6号，署名甲辰。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沈从文全集》第11卷时改为现名） 愤怒的怯汉 　　1923年8月，在行伍中谋生的小书记官沈从文，厌倦于部队间无意义的杀伐和浪费，在“五四”运动余波的抛掷下，来到北京。据说，他当初的想法是“来寻找理想，读点书”。饶有趣味的是，他的出走也与一场失败的恋爱有关。在湘西，沈从文曾钟情于一个马姓女子，并为她写下大量旧体诗，结果却被她的弟弟骗走一笔母亲卖房后存放他那的巨款，在后来的自传中，这一事件被沈从文称为“女难”。 　　这仿佛是一个预示，此后在北京乃至上海漫长的文学学徒阶段，沈从文需要面对的不仅有生存之苦闷，更有爱欲的苦闷。这样的苦闷大量投散在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之中，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如沈从文一般寄居在会馆与公寓之间，希图用一支笔改变世界的外省青年普遍的情绪。彼时，经由周氏兄弟介绍过来的日本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创作理念，成为影响一时代的写作风尚。 　　从前门外的酉西会馆迁居到老北大附近的沙滩公寓，空间格局的迁移，使早年沈从文得以幸运地结识了于赓虞、胡也频、刘梦苇、冯至、陈翔鹤等一批文学青年。相濡以沫有之，但沈从文这个多少有些呆气的乡下人，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学历，有的只是数年行伍经历与湘西故乡蕴藏的神奇故事。生活的穷困，与学历的自卑，让刚刚闯入大城市的沈从文，自觉猥琐，不敢像身边刚被解放的“五四”一代，大胆追求爱情，他甚至觉得那是与自己无份的事情。 　　另一方面，耽于幻想，喜欢做“远景的凝眸”的天性，也在折磨着他。在自传中，沈从文将自己“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成因，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